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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演唱会盛况空前,重返颓而不废的八十年代

按:昨天崔健的视频号演唱会盛况空前,4千万观众,1亿点赞,”老子根本没有变”成为2022的金句。大家这么激动,一是因为疫情,都憋疯了,都想跟着老崔吼一嗓子,二来是大家怀念那个热血奔腾,朝气蓬勃的八十年代。昨天的文章《4千万人同听崔健,老子根本没有变,永远愤怒,永远仰望星空 》许多留言是关于八十年代的。 

读者凡夫说:崔健的成就前无古人,而且迎合了众人当下怀念那个特殊年代的情结:从混沌迷茫中回归人性,迎来百花齐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无法比肩思想奔涌的春秋时代,虽然短暂如昙花,但留给人们美好的记忆和永远的怀念。因为短暂,所以今天人们每每念及,无不唏嘘慨叹。八十年代,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迸发的年代,是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情怀的年代,一个思想自由奔放,百花争艳的年代。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八十年代,这三个比较合适:年轻---真诚---单纯。

读者凌海波说:那是个《明天会更好》《让世界充满爱》《we are the world》的年代。那是个拥抱诗歌和哲学的年代。那是个真心相信“钱不是万能”的年代。那是个中日友好、中美友好的年代。那是个能呐喊能热血的年代。那是个金光闪闪的年代。

读者儒派说:八十年代,文化启蒙先驱们让我们这些一叶障目者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主义,我们可以追求一切美好,我们可以追求比我们現有更好的一切!

读者杰克刘说:八十年代到处都充满了希望, 人人可以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 ,抗争不公,鞭挞讽刺, 只是没想到那是最好的时代。

读者内心深处说:八十年代,一个觉醒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五彩斑斓的年代,一个珍贵的的年代。

读者林子说:作为六零后,非常怀念八十年代,那是激情澎湃的年代,那是精神自由的年代,那是万物恣意生长的年代,那是没有那么物质的年代!

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一个崇尚自由梦想和独立思考的年代,那是一个年轻人喝了酒会到处撒疯,到处摔酒瓶子的年代。今天刊发贵州作家戴冰写的一篇文章,聆听摇滚,怀念青春,重返颓而不废的八十年代。


摇滚与崔健

文/戴冰

最早接触摇滚,是从大洋彼岸那个猎豹一样矫健,黑蛇一样柔韧的迈克尔·杰克逊开始的,他忽而狞厉如夜枭,忽而纤弱如怨女的嗓音,在那时的我听来,实在梦一般地魅惑。被魅惑的当然不止我一个,记得有许许多多不开灯的晚上,我和表哥表弟围住姑妈的盒式录音机,在烟头的闪烁明灭里反复聆听杰克逊的一盘磁带,哑口无言地抑制着满心的惊涛骇浪。

那时表弟认识一个打架子鼓的朋友,小脸上一半是眼镜,某次他带来一盘杰克逊的新带子,放出其中一首,要求我们仔细听。放完之后他抬起脸来,用几近哽咽的声音说,他从杰克逊狂燥的音乐深处听出了一种隐秘而低徊的忧郁。你们听见了吗?他问。这个朋友后来因吸毒猝死在他的单人床上。

几年之后,在已经听了大量不同流派的摇滚之后,我曾煞有介事地总结道:摇滚是继酗酒、吸毒还有梦乡之外,第四种暂别人世的方式。这样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不再听杰克逊了,嫌弃他不过是通俗摇滚。

但事后看来,这句话实则还是根植于对杰克逊的那种最初印象,根植于那些默不作声的夜晚和那个小脸的鼓手,他说话时的表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仿佛他在某个神秘的瞬间突然洞悉了天机。杰克逊于我,有点像是一记响亮的开场锣,咣的一声,我的青春期这才真的开始了。

让我不再沉迷于杰克逊的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美国人是迪克斯坦,中国人是崔健。

在《伊甸园之门》一书里,迪克斯坦冷峻而不无伤感地回顾了美国的六十年代,其中有一章专门谈到了摇滚,正是从这本书里,我第一次知道摇滚的滥觞之地是如何看待真正的摇滚的,从此坚信真正的摇滚不仅是一种音乐,更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立场和一种力量;是真诚到真实的拼死一跃,是世俗的泥尘里开出的精英之花……但我的外语从来没有及格过,所以我聆听西方摇滚的过程,不过是抱着迪克斯坦的抽象理念,一厢情愿地试图在那些听不懂歌词的音乐里寻找印证的过程。

这个时候,崔健出现了,我自以为在其中落实了所有对于摇滚的理想。还记得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听《一无所有》,那感觉不只是耳目一新,完全可以用涤污除垢天青气爽来形容。

但从头至尾,最喜欢的还是他的《花房姑娘》和《一块红布》,前者那粗砺的深情所达到的美学意境,我以为至今无人可以比拟,而后者的主题如此壮阔深邃,却又表现得如此具象具体,以极传统极民族的香草美人喻国家民族的方式,概括了整整几代人的命运,不仅是摇滚的,更是中国摇滚的。

 

崔健

崔健的音乐,是摇滚精神与中国现实的完美呈现,于中国摇滚的意义,在我看来,犹如北岛之于新诗史,罗大佑之于流行乐,或者更甚而过之。

一九九二年冬,崔健第一次来到贵阳,在省体育馆演唱三场,我观看了其中一场,那狂热的场面至今历历如新:每个人都举着一根蜡烛,随着节奏挥舞,同时跺脚狂喊呐叫,每一排人的头发都被后一排人手中滴下的烛油凝结成块;《一块红布》开唱之前,音乐与灯光陡然消失,满眼只见烛光成团,飞舞摇曳,冉冉如夜空群萤,随后前奏响起,两秒之后,欢呼声亦如海潮般随之而至……

那场面让人不由得想起迪克斯坦在描写鲍勃·迪伦某场演唱会时使用的语言:“音乐会接近尾声时,全场到处亮起了火柴和打火机——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不朽点燃了一支蜡烛——随着迪伦演唱《像一块滚石》,彬彬有礼的人群怀着同代人团结一心的激情向前拥去。……人们沉浸在一片狂热中,经历了一个罕见的、充满自发激情的时刻。或者六十年代的生气犹存,应当从这些虽然别扭但令人愉快的回忆仪式中得到挽救……”

据说三场演唱会结束之后,省体育馆六千余张椅子被踩坏了近千张……

因为摇滚、杰克逊、迪克斯坦和崔健,还因为个体对于激荡青春的记忆,我总固执地把中国的八十年代与美国的六十年代相提并论,固执地把不同国度的两个时代看成是同一个时代,把自己和自己的同代人看成是另一个国度另一个时代的灵魂映像……

但仅仅转念间,摇滚的时代就已然渐行渐远——不是作为音乐的摇滚渐行渐远,而是作为文化的摇滚渐行渐远。商业时代在中国不可逆转的来临,已经改变了整整几代人的生命理念,最终令摇滚丧失了它的现实坐标,不得不呈现为一种“历史的无物之阵”。

据说崔健还在一些酒吧里演唱,票价虽然不菲却早早销售一空,是哪些人还在听崔健的演唱?这个问题我不得而知,但我猜测会有许多如我这个年纪的人身处其中,坐在靠门的一张椅子上,聆听摇滚,怀念青春,以第四种方式重返伊甸园,重返颓而不废的八十年代。


作者简介

戴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我们远离奇迹》、《心域钩沉》、《惊虹》等。1995年获贵州省首届政府文学奖、首届山花小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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