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谍战传奇小说的重要开拓者，麦家的作品向来备受市场追捧，以往的影视改编中也涌现出《暗算》《风声》等经典之作。《解密》作为其长篇小说处女作，艺术水准虽不算最高，但却是写得最艰苦卓绝的一本。小说从1991年开始创作，中间遭遇17次退稿，累计写作达200余万字，历经11年才拨云见日。这样一部耗费心力的作品终于被搬上大银幕，自然备受作者本人与书迷影迷的期待。

首次涉足谍战题材的导演陈思诚也力图创新，尝试用现实与梦境交织的手法去呈现数学天才容金珍的传奇人生，可以说开辟了一种可称为“意识流谍战片”的新品类。影片宣发期间，麦家公开宣称，《解密》极大程度地还原了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是他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一部改编作品。然而看完影片，笔者只能说原作者带有主观情感的评价有时不可轻信。影片引以为傲的造梦术制造了一种怪异而割裂的混搭感，绚丽的奇观外壳之下是空洞的抒情。

从天才悲剧到英雄正剧

严格来说，原著《解密》并不算标准的谍战小说，它主要描画的是主人公容金珍的传奇人生，而非谍战风云。小说对破解紫密与黑密过程的描写十分俭省，而把重心放在容金珍的奇特身世、无常命运与精神世界的开掘上。

出于强化戏剧性的要求，影片对原著进行了许多改动。除了对成长经历等内容进行大幅压缩之外，最重要的改动有两处。一处是将容金珍的个人传奇改写为他与老师希伊斯的双雄模式，围绕二者在密码世界的尖峰对决这条主线来编织情节。另一处则是将原著中容金珍精神失常的结局改为成功破译黑密、回归正常生活。于是，在对弈意象的贯穿之下，影片将一则天才坠落的命运悲剧改写为正必胜邪的英雄正剧。

麦家喜欢写天才夺目的光芒，也喜欢写光芒的熄灭。其笔下多位人物游走于天才与疯癫、理智与谵妄之间，最终陷于命运的偶然与无常。《暗算》中，瞎子阿炳听出儿子并非亲生的真相而选择自杀，不拘俗常的黄依依则死于“情敌”制造的意外。天才是强大与脆弱、绚烂与毁灭的混合体。原著中容金珍走向疯癫，直接诱因是笔记本的意外丢失而造成的心理崩溃，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彼时特殊体制的规训与压抑。这种命运悲剧的书写，使得容金珍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传统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崇高化英雄。从这个角度而言，原著与影片的内在精神气质并不相通。

现实与梦境的怪异杂糅

电影《解密》一方面借助工整妥帖的类型化叙事，通过强化戏剧冲突的方式对原著进行改造，另一方面追求精致的工业化包装，恢弘的音乐、考究的摄影等都令人印象深刻。而更为创作者津津乐道的，是其逞奇眩异的造梦术。

影片费尽心思地插入十余个奇诡幻境，一方面是为了借此解释破密过程、展现主角的精神特质，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补足故事的戏剧浓度，为原本寡淡的情节增添更多的奇观冲击。红色海滩、迷魂旋梯、暗黑迷宫、摩天转轮、金发女郎，每个场景都给人一种精心营构、耗资不菲的感觉。创作者像是动用了初学的精神分析学知识，挪用了中外电影史的许多类型元素，构成了悬疑、恐怖、惊险、情色等诸多风格的大杂烩。插满血管的容金珍、火车上的海象人等场景，甚至颇有邪典片的怪趣味。

问题在于，这些驳杂的梦境并未有效地参与主人公的人物成长与心理变化。观众们清晰地意识到梦境的虚假性，即便其表面上看再奇诡惊险，也难以与现实的谍战风云产生有机的关联，因而给人一种故弄玄虚之感。与此同时，这些超现实幻境与彼时的现实环境之间流露出一种强烈的违和感。片中早期计算机以庞然而冰冷的躯体发出“你永远不可能战胜我”的危言，似乎与如今人工智能崛起的后人类时代遥相呼应；《红灯记》与摇滚乐队的同台打擂，给人一种“不知今昔是何年”的时空错乱感。这种感觉就好像生活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做着二十一世纪时尚又离奇的幻梦。看来精神分裂的不只有主人公，还有这部影片本身。

与梦境段落的大肆铺张相比，影片其他叙事部分却有一种明显的仓促感。整个故事按部就班地依循好莱坞式类型片的法则编织，节奏像是被无形中驱赶着一样，人物迫不及待地朝下一个情节点奔去。故事中人物与冲突的设置，有显著的工具化倾向：为了让容金珍升腾起家国情怀，就刻意安排无名同胞死于他眼前；为了凸显破获紫密与黑密的急迫性和重要性，就特意以平行蒙太奇的方式展现另一时空下敌人必然失败的刺杀行动与轰炸行动。情节越是严丝合缝，就越是给人一种刻意制造冲突的感觉。创作者沉溺在磅礴的奇观和急迫的叙事里，让影片显得详略失当、有张无弛。

空洞的抒情和尴尬的爱

更明显的问题在于，作为标榜充满家国情怀的人物传记片，整部影片对于主人公容金珍的塑造并不成功。156分钟的时长里，人物的现实成长被大幅压缩，更多的时间被缥缈幻境所充塞，令人触摸不到人物真正独特的灵魂，进而难以产生与这一人物及其所代表的价值理念的深刻共情，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回顾以往那些被改编的麦家笔下人物，黄依依、阿炳、李宁玉、顾晓梦，哪个不是性格明晰、光彩夺目呢？

之所以造成这种后果，主要在于影片的抒情方式流于空洞和老套。在主旋律早已升级迭代的今天，影片似乎仍在沿用一种生硬的抒情语法。影片伊始，饰演校长的吴彦祖以蹩脚的普通话庄重地向两个孩子解释“国家”词义的古今流变；影片末尾又以首尾呼应、代际传承的方式，展现容金珍对于“国家”的理解。包括老郑在内的其他正面人物则工具人色彩浓郁，带给人距离感。

除了空洞的抒情，还有尴尬的抒情。影片有意以家庭情感与儿女情长来冲淡宏大叙事的严肃性。原著用了许多细节来展现容金珍与养父母一家的情感，例如无意中发现容金珍划破手指写下的一行血书，流露出他与师娘之间深沉的情感，又将这位天才纤细又刚毅的内心表露无疑。影片也增添了许多细节，例如用以碗喝茶等来展现容金珍融入新家庭的过程，用离别时的酥糖来展现母爱，但设计感与表演痕迹太过浓重，不够真实动人。

更不合时宜的是爱情的表达。或许是为了增加天才的光环，影片非要将原本温馨的姐弟情改为俗套的三角恋，制造一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恋爱中的小梅主动宽衣解带、必瑜请求警卫员向容金珍传递“我爱你”等场景，由于过于现代的情感表达和幽默手法，流露出一种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错位感。更明显的问题在于，在影片铺垫的那些刻意的爱情细节里，难以感受到真正的有依据的爱。

此处不妨对比一下原著。小说的结尾，当作者“我”提出“是否后悔与容金珍结婚”的问题时，妻子小翟情绪激动地回答：“后悔？我爱的是我的祖国，你能说后悔吗？不！永远不——！”小说中所表达的爱是一种无言而深沉的爱，一种“像爱我的祖国一样爱他”的情感。这种情感里灌注的是一种凝结了特殊时代气息与价值取向的个人情感。反观影片里的爱情表达，既抽空了时代内容，也没有找到了新的落脚点。

影片的结尾，作为访谈人的陈思诚终于忍不住现身，眼泛泪花地向年迈的小梅问道：“你会想念他吗？”导演似乎很容易自我感动，却没有想好如何感动他人，以为调用商业类型片的法则，选取国家危难的时刻，诠释些家国情怀的概念，掺杂点个体情感的表达，杂糅些新鲜刺激的奇观，就能取巧地打造出一种抒情的政治学，从而主旋律与商业化两不误。但这也可能适得其反。

那么，电影《解密》的改编又有何意义？或许改编者的本意并非要为容金珍这位虚构的历史人物立传。这位从小被洋先生养育、又求教于希伊斯的中国天才，历经智力与心理的双重考验，最终战胜了为美军服务的老师。希伊斯亦师亦敌亦友的身份、片中诸多中西文化碰撞的场景，以及二人背后的意识形态博弈，与其说是历史的回声，不如说是现实的投影。换言之，影片实际上是在为当代中国立传。这再一次印证了谍战片这一植根于冷战历史土壤的样式，在后冷战时代总是回声不绝，并或明或暗地指向着此时此刻的世界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