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清兴：1618—1662年的战争、外交与博弈》自序——读历史是为了超越历史  节选

文/侯杨方

什么是真实的历史？

什么是真实的历史？是那些被精心编纂的正史，是散落在民间的野史传说，还是被深埋在档案馆中的尘封记忆？抑或是，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无法完全还原的谜题，一个由无数碎片拼接而成的万花筒？

在动笔写作《明亡清兴》之前，我曾无数次地自问：在浩如烟海的明清史料面前，在已有的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面前，我还能贡献什么？是再一次重复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还是试图在历史的褶皱中发现一些被忽略的真相？ 

答案逐渐清晰：我要写的，不是又一本明清史，而是一次对历史认知方式的重新审视。我要挑战的，不仅是某些具体的历史结论，更是我们理解历史的思维定式。我要追问的，不只是“发生了什么”，更是“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以及“在那样的情境下，还有其他可能吗”。 

历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提醒我们，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眼光重新打量过去。而我们这一代人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价值多元、全球化与本土化激烈碰撞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背景，赋予了我们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文明的兴衰，更加理性地分析权力的更迭，更加深入地理解人性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所以我经常在各大商学院课堂上讲一句话：“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即所有的历史都是不同个人的三观认知的投射。 

历史教训的悖论

黑格尔曾说，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来不以历史为教训。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谬误。纵观人类历史，特别是史料完备的中国历史，历代王朝都在努力以之前的历史为教训。秦以周为教训，废分封而立郡县，试图避免诸侯割据，结果却因中央集权过度而二世而亡；汉以秦为教训，郡国并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长期稳定的大一统王朝，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王朝周期律；明朝以宋朝为教训，对外强硬不妥协，结果一次次丧失和谈机会，加速走向灭亡。

这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悖论：我们确实在不断地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但这些教训往往引导我们走向另一种形式的失败。每一个王朝都在努力避免前朝的错误，却恰恰因为这种“矫枉过正”而产生新的问题。历史的教训不是让我们避免衰亡——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让我们理解衰亡的必然性，认识到文明兴衰的规律性，从而尽可能地延长繁荣期，让衰亡来得更晚一些，让转型更加平缓一些。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二元对立的方式理解明清易代：明朝是腐朽的、失败的，清朝是进取的、成功的；明朝代表着汉族正统，清朝代表着异族入侵；明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清朝的崛起是时代的选择。最近又有一种反向的观点：清朝的胜利只是凭借偶然的运气，捡到了时代的红利，利用李自成灭亡明朝的机会取得天下，导致了历史倒退。

这两种非黑即白的历史观，看似清晰明了，实则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它让我们看不到那个时代无数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在这本书中，我试图打破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试图还原那个时代的复杂图景，展现历史进程中的多重可能性，理解每一个历史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选择逻辑。 

当我们谈到崇祯皇帝时，传统的评价往往在“勤政爱民的悲剧英雄”与“刚愎自用的亡国之君”之间摇摆。但如果我们深入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中，设身处地地理解他面临的困境，就会发现这两种评价都过于简单。崇祯皇帝不是英雄，也不是罪人，他是一个被推到历史风口浪尖的普通人，一个在结构性危机面前无能为力的统治者。假如各位现代人穿越到他的位置，绝大多数人不会比他表现得更好。 

理解历史的三把钥匙 

历史研究最大的困境在于：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回到”过去。我们没有时间机器，无法目睹萨尔浒的血战，无法亲耳聆听崇祯皇帝与群臣的争论，无法亲身体验吴三桂在山海关前的犹豫与决断。我们所有的“知道”，都是基于残存的文献、考古的发现、后人的记述。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相？

我的方法是：用常识判断事理，用逻辑推演因果，用人性理解选择。

所谓常识，就是那些跨越时空的基本道理。比如，一个王朝的衰落，常常伴随着财政的崩溃、军事的衰弱、民心的丧失和职业经理人团队离心离德；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取决于其组织、训练、装备和士气；一个统治者的决策，受制于他所掌握的信息、面临的压力和个人的性格、能力。这些常识，在明清时代适用，在今天同样适用。

所谓逻辑，就是事物发展的因果链条。历史不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堆砌，而是有其内在的发展脉络。明朝为什么会在辽东战场上节节败退？不是因为天意，而是因为军事体制的僵化、财政体系的崩溃、技术革新的停滞。清朝为什么能够入主中原？不是因为天命，而是因为八旗制度的高效、统治策略的灵活、吸收先进技术的成功。

所谓人性，就是那些古今相通的情感与欲望。恐惧、贪婪、忠诚、背叛、爱恨、得失——这些人性的基本要素，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在发挥作用。崇祯皇帝的猜疑、袁崇焕的孤注一掷、吴三桂的权衡利弊、多尔衮的雄心壮志——理解了人性，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选择。

本书的分析方法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性。仅仅依靠文献考证和史料排比，很难真正理解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行为逻辑。因此，我尝试引入了一些新的方法和视角。 

情境还原法：我努力将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放回到它发生的具体情境中去理解。这个情境不仅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宏观因素，还包括天气、地形、交通、通信等微观条件。 

多元印证法：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我尽可能地收集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的记载，通过交叉比对来接近真相。明朝的官方记录、清朝的官修史书、朝鲜的《朝鲜王朝实录》、西方传教士的书信、民间的野史笔记——这些不同来源的材料往往内容相互矛盾，但正是在这些矛盾中，我们能够发现历史的复杂性和真实性。

心理分析法：历史人物首先是人，他们的行为受到性格、情感、欲望等心理因素的影响。通过分析历史人物的成长经历、性格特征、心理动机，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选择。比如，崇祯皇帝的多疑性格与他少年时期的艰难处境有关；吴三桂的投降选择与他作为边将的特殊身份和复杂处境密不可分。

比较史学法：将明清易代放在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进行比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我在书中多次将后金/清朝的崛起与其他地区类似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发现了游牧/渔猎民族征服农业文明的一些共同规律。

我清楚地认识到历史书写的限度。历史不是小说，不能凭空想象；但历史书写也不是档案的简单堆砌，而是需要分析、解释和判断。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是每一个严肃的历史写作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明亡清兴：1618—1662年的战争、外交与博弈》，新史料，新解读，新认知，万维钢亲笔作序！

内容简介

本书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一直讲到明朝永历皇帝殉国。书中不仅对明朝末年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君臣关系等做了深入的分析，也对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满洲八旗、女真民族做了深入的解读，还对朝鲜、日本、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描写。通过还原现场，深层剖析，从多元视角阐释了明亡清兴的深层原因，旨在告诉我们，明末清初的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故事，也是当下的借鉴和未来的警示。

全书运用了大量新鲜史料，视角独特，观点新颖，颠覆认知，给人别开生面之感。

作者简介

侯杨方，复旦大学教授。他策划主持了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境内外帕米尔高原的系列考察，曾多次翻越海拔近五千米的山口；对丝绸之路进行了首次“精准复原”，被称为“探险家”式的学者。
 

名家推荐 

记录明亡清兴的过程，明清双方的史料自然都不可能客观公正。所幸当时留下了第三方——朝鲜、日本、欧洲传教士的记录，为本书充分利用，给读者提供了全方wei的视角。

——复旦大学教授 葛剑雄 

满清为什么能灭掉大明，侯杨方此书是从详尽的史实入手，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再提炼更深层次的规律和教训。这个叙事的核心是“帝国中央的权威必须高于一切”。

——科学作家 万维钢

编辑推荐 

清并不是一个比大明落后的系统。如果你单论把资源转成战力的效率，满清比明朝要先进得多——不但满洲兵更能打，而且武器、技术也先进，更有组织体系“软件”上的先进。

——摘自本书02页 

这些早期投降者享有类似“原始股东”的地位和待遇，而入关后投降的明朝官员则如同高价购入的“二级市场股票”，地位大为降低。投降越早，待遇越优厚，这一原则成为清朝吸纳汉人精英的重要策略。

——摘自本书025页 

袁崇焕的悲剧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更是明朝统治体系内在缺陷的集中体现。

——摘自本书147页

清军背山向海的攻击策略非常巧妙，败军出于本能，必然向海边逃跑，但一旦涨潮，海水就会成为比清军更危险的敌人，“赴水死者三分之二”。

——摘自本书194页

钱，从来不是根本问题，钱如何使用，流向了谁的口袋，又是否用在了刀刃上，才是根本问题。

——摘自本书249页 

清朝为什么始终宣称明朝亡于甲申年（1644年）？原因很简单：只有明朝亡于1644年，且是为李自成所灭，清朝“为明朝复仇”的理论才能成立。这一叙事框架为清朝提供了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基础。

——摘自本书376页 

这些规律的核心是：人性在历史长河中基本保持不变。它是一个常量，而非变量。

——摘自本书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