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五代十国，大部分国人的印象只有两个字：乱世。

舍此之外，恐怕再没兴趣深入了解，甚至将五代十国当作中国历史的一段“垃圾时间”，毕竟——前承武德充沛的大唐，后启郁郁乎文哉的大宋。

所谓“垃圾时间”，不仅是不屑，也是厌恶。

五代十国当然是乱世，短短几十年间出了五个短命王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然而乱世却未必就是“垃圾时间”。

我们为何要花时间探究这段历史？

五代十国对于当代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五代十国从何种意义上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偏好与观念世界？

01

五代十国参与定义了中国人的“乱世观”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段乱世，短的就不提了，长一点的有战国、三国、南北朝，化用葛剑雄先生的说法：分裂与乱世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当代中国人显然是极度反感分裂与乱世的，但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观念发轫于何时？或者说，哪一段乱世最能触发近现代中国人的历史感？

我的答案是五代十国。

论兵连祸结、流血盈野，五代未必比战国、三国、南北朝的程度更深，但偏偏就成了乱世的代名词。这和当下人对时间的感知有关系，毕竟五代十国是距今最近的长时段乱世，正所谓“殷鉴不远”；同时也和五代十国留下的“思想资源”有关系，比如，无论是在教科书里，还是在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传统认知中，关于乱世最有名的一句话恐怕就是：“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而这句名言就出自后晋军阀安重荣。

中国人虽然有“苛政猛于虎”的古训，但同时又认为“乱世猛于苛政”。五代，虽不见得有什么遗臭万年的苛政，但谁让你政权更迭得快，又有“十国”那么多割据政权呢？

这本身就是历史原罪。

南北朝那么乱，但东晋、宋、齐、梁、陈的易代速度看起来没五代那么快，因此显得更“稳定”一些。两相对比之下，五代自然而然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暗无天日的乱世。 

何况五代还有那么多的“藩镇”！要知道，中国人可是将藩镇视为终结强大唐帝国的罪魁祸首！五代可以说是大大违背了中国人对大一统的历史信仰。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厌恶它厌恶谁？！

更不要说五代还丢掉了燕云十六州。南北朝虽然也有所谓“五胡十六国”的历史叙事，但可能因为时代相隔太远，很难召唤起当代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而燕云十六州却不同，即使放在当代，它仍然算得上是中国人的历史隐痛，五代也由此更多了一条“失地”的罪过。

五代十国还被认定为缺乏英雄与英雄主义气质的时代。纵观中国历史，战国人物自不必说，赵武灵王、商鞅、苏秦、张仪、蔺相如、邹忌、庞涓、孙膑、白起、李牧、廉颇、诸子百家……哪个单拎出来都值得大书特书；三国更是英雄辈出，加上《三国演义》的渲染，简直成了“人类群星闪耀时”，几乎让我们忘记了三国竟也是乱世！即便是“黑暗的南北朝”，也不乏王导、祖逖、刘琨、谢安、桓温、王羲之等当下津津乐道的传奇人物。

可五代十国又有谁？或许柴荣在中国人眼中算是一位英雄，但他不也没逃过“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命运终局吗？李煜，作为本书的主角之一，即使在文学史上如此熠熠生辉，还不是因为“治国无术”，就被当作和宋徽宗全无二致的昏聩之君？不知大家是有意还是无意，竟都遗忘了李煜做出的那些看似无意义却也倾尽所能的挣扎。

一个在国人眼中缺乏魅力的乱世，更容易成为乱世的典型代表。

以上几方面一结合，五代十国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乱世的“集大成者”。如果没有五代十国，中国人未必会如今日这般言乱世而色变。 

02

五代十国参与塑造了中国人的“忠奸观”

在五代及之前，“君择臣，臣亦择君”是士大夫普遍的伦理观念，臣对君的“忠”不是一项无限责任，君主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以自号“长乐老”的冯道为例，他一生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仕于十一位皇帝（其中还包括辽太宗耶律德光）。然而他在当时却有着极高的政治声望，堪称“文臣第一人”。

冯道历史形象的逆转发生于北宋中期，由欧阳修与司马光联手将其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新五代史》斥责冯道为“无廉耻者”；《资治通鉴》攻讦冯道为“奸臣之尤”。时至今日，冯道的历史形象仍然是负面的，甚至因那段出仕耶律德光的经历而被有些人目为“汉奸”。

更典型的是石敬瑭。

在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认知中，石敬瑭甘当“儿皇帝”，还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人，因而成为与吴三桂并列的两大“顶流”卖国贼（汉奸）。

石敬瑭虽然无耻，但“汉奸”这顶帽子他恐怕是担不起的。一来他是沙陀人，而非汉人；二来那个时代民族界限模糊，尚没有形成“民族国家”这个现代概念。然而，这并不妨碍石敬瑭被固化为负面的历史人物，他也很“荣幸”地成了当代民族主义的投射对象。

无论我们对这个时代多么无感和不屑，五代十国都已深深嵌入了中国人的历史记忆。

论及北宋为何在当代如此受人爱重，除了其自身的灿若繁星，可能还有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原因—— 它终结了五代这个最为中国人厌恶的乱世。而北宋终结乱世的方式，也被“制造”成历史记忆的一部分。

南唐的亡国，被视作历史的“大势”，南唐的一切挣扎都被矮化成对历史潮流的盲目抵抗。李煜作为亡国之君，也“理所当然”地成了被侮辱和嘲弄的对象。 

但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会惊奇地发现南唐本是南方第一大国，南方政权也并非天然比中原政权缺乏正统性。“中原中心主义”只是“见北不见南”的单线叙事，如李煜这样的失败者，则被历史或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

而吴越国的兴亡，从开国君主钱镠到末代君主钱俶，历经三代五王七十二年的辗转腾挪，也被粗暴地简化为“心向中原，时刻准备归附”的忠诚叙事。钱俶在宋太宗时代的“吴越归地”，被美化为顺应历史大势的主动归附，却无视他被宋太宗强行扣留、“人为刀俎，去国千里”的残酷境遇，更没人提“纳土归宋”后吴越国文武臣僚远在杭州的震天恸哭。 

而北宋，它也不是这场历史记忆重塑中全然的胜利者。宋太宗兵败高梁河，与收复燕云十六州失之交臂。在当今互联网上，赵光义被讥讽为“高梁河车神”，连带他长兄赵匡胤“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都无法实现，整个北宋的历史形象也因此一落千丈……

历史，不能被“大势”湮没，失败者的沉默也如雷鸣般震耳欲聋。
 

本文为《卧榻之侧：赵匡胤、李煜和他们的时代》一书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