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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澳洲的开店经历

文/李庆曾

 

 

我是八十年代末到的澳洲,不久便就职于阿德雷德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在那里继续干我的老本行,从事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工作。

 

1991年我爱人带着孩子也到了澳洲。不久我们便买了一个小超市,以解决她的就业问题。

 

按照工作时间来划分,当时澳洲的超市分两类。一类是每周一至五早9晚5营业,在这5天内只有一天的工作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外加周六上午半天,以解决上班人群的购买问题。这种一周只营业5天半的超市的规模一般都较大。

 

另一种就是分散在各街区的一些小超市。这种超市7天营业,营业时间也比较长,在澳洲被称为Daili Shop。这种超市的规模一般较小,商品的品种也不如大超市齐全,而且价格较贵。这对于那些晚5点后或周末大超市不营业时,需要采买必需品的消费人群来说,毕竟是一种方便的去处。我们买的这个超市就属于后者。

 

这个商店原来由一对来自荷兰的老夫妇经营。男的负责采买,女的主要责任是看店,他们在这二三百平米的超市中经营了多年,并以此为生。但不久前男的去世了,只剩老太太一个人在经营。一边要进货,另一边还要出货,这样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所以要把店卖掉。

 

由于我们没有在澳洲经营商店的经验,因此在买店时就和原店主约定,我们接手后,她仍旧留在店里一个月,以便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经营。

 

这个荷兰老太太人品很好,在她留店期间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从她那里知道了要从哪些批发商店进货,一般一周需要进什么货及多少货。

 

按照她的经验,一般我们每周只需要采购两次,就能基本维持店里销售的需求。这就免除了天天都要去进货的奔波之疾苦。

 

一般这种Shop除了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外,还要提供一些快餐。我们这个店通常提供的快餐包括:汉堡包、三明治、炸薯条、Pai和Pasty(需要烤制的两种不同的馅儿饼),以及冷热饮等。

 

由于这个老太太为人诚恳,待人热情又富有经营的经验,于是一个月过后,我们把她留了下来,作为我们的半日制的员工,继续协助我们经营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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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的经营实践,我们大致计算了一下。去除我们的采购和销售成本外,每天净赚100多元的利润是不成问题的。每年赚下的这四五万块钱,与我们投入店里的劳动成本大体相当。因为当时我在大学做研究工作大致相当于博士后的工资,也不过是三万元左右。

 

尽管这个店的经济效益还算可以,但外部的经营环境却差强人意。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情,最终使我们放弃了这个店的经营。

 

一是白澳政策的残余势力对华人的歧视。

 

白澳政策(英文:White Australia Policy)是澳大利亚联邦在1901年至1973年间实行的反亚洲移民和土著居民的种族主义政策的通称。这个政策带有鲜明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利己主义色彩,通过限制以至禁止以亚洲人为主的有色人种移居澳洲,大量驱赶华人劳工出境,并歧视居住在澳洲的华人和太平洋岛屿土著居民,以维持欧洲人在澳洲社会的绝对优势,旨在建立一个纯白种人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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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澳政策在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後,由首届澳大利亚保守党政府正式确立为基本国策。在此政策下,大部分华人忍受不了欺压、被迫离开澳大利亚。直至1972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取消了"白澳政策"。

 

1970年代后,澳洲尽管废止了白澳政策,但是澳洲社会仍有其存在的基础。歧视华人的事件时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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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一个人在看店,见进来一位留着白胡须的老者。此人衣着古板老旧,但显得很有风度。他买了盒烟打开,拿出一支点燃后便和我攀谈起来。当时店里也没有其他的顾客,所以我也热情地和他聊了几句。

 

在澳洲和陌生人聊天大多是从天气聊起,这次聊天也不例外。但聊着聊着我感觉就变了味儿。他开始认为我是日本人,后来我告诉他,我来自于China后,他问我你来了多长时间了?我告诉他有两三年了。他又问我,你还准备回去吗?我告诉他,我们全家已经定居在这里了。他听说后顿时就变了脸,说这不是你们的国家。我见他出言不逊,对他也没有再客气。于是便问他,这是你们的国家吗?他回答我说,对呀,我出生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国家呀。我追问,你父亲你爷爷也出生在这里吗?他说不,他们出生在英国。我说对呀,这样说来,澳大利亚也不是你们的国家,你们为什么不回到英国去,却待在澳大利亚呢?

 

这位进店时还显得十分有风度的老者无言以对,嘴里咕噜了几句便落荒而逃了。显然白澳政策的余毒在澳洲远未肃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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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附近的一些小混混经常给我们制造麻烦。

 

在中国,孩子都是在家长的监护下生活。而澳洲对青年人的独立生活采取了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政策。由于孩子自立过早,又缺乏必要的管束,这些问题青少年常常聚在一起,成为社会麻烦的制造者,结果便构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天凌晨,我们睡得正香,突然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我们的店里的报警器一直在响,叫我们马上到店里查看一下情况。我们赶到店里后,看到两辆警车停在店门前,几个警察正在等候我们的到来。

 

我看到商店大门上的整块的大玻璃已经被打碎,查看了一下店里的东西并没有丢失。警察把它作为一般的刑事案件记录在案便离去了。我们找保险公司修复了这扇大门上的玻璃。

 

没过几天的一个上午,店里来了七八个十五六岁的 teenagers(青少年),一进店他们就骂骂咧咧的,显然是在找茬。我警告他们进店要守规矩,不然我们就报警了。他们在柜台前大声向我们吼叫,于是我便拨打了报警电话。这群小混混听到警笛的声音由远而近后,很快就一哄而散了。

 

这群问题青年离去后,我担心他们会在夜里再次闹事。于是便拿了张行军床睡在店里,想来个守株待兔,抓他们个现行。果不其然,事情就发生在我睡在店里的第二个晚上。

 

那天夜里大概一点多钟,我突然被店外一群年轻人的说笑声惊醒。我趴着窗户看到一群 Teenages由远而近,向我们店里走了过来,接着就听到了踢门和砸门的声音。我事先早就准备好了带镁光灯的照相机,隔着窗户往外拍照。外面那群年轻人看到镁光灯一闪,知道店内有人蹲守,便立即四散奔逃了。我虽然立即报了警,但是这次事件并没有给我们造成任何损失,而且我的照片是隔着带涂层的玻璃照的,虽然能看到人影,但模糊不清。此事便又不了了之了。

 

我想,既然已经抓了他们现行,还给他们拍了照,所以认为他们不会在夜里再来捣乱了。

 

但没想到,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天还没亮,我们再次接到警察的电话,说我们的商店被什么人破门而入了。我们赶到店里后发现,修复不久的玻璃又被打碎了,店里面也被弄得乱七八糟。我们清查了一下,丢的东西中主要是香烟。

 

 

在那个年代澳洲主要的安防措施就是安装报警器。报警器的报警只能证明有人非法侵入,那时的报警器还不能提供侵入人的影像资料。要破案,警察还得依靠指纹脚印等传统的侦查手段。

 

不久我们便接到了警察局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们,通过指纹对比他们抓到了犯罪嫌疑人。那个人是惯犯,以前就有犯罪记录。

 

又过了几天,我们接到了法院开庭的通知书。说要对那个犯罪嫌疑人进行审判,由检察官主诉,我们不必出庭,但可以去旁听。

 

至此,我们认为捣乱分子的主犯被抓到了,而且判了刑,以后便可天下太平了。可万万没想到,我们再次失算了,更大的危险还在前面等着我们呢。

 

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我关了店的前门,准备下班回家了。那天正好我的一个朋友白天去海边抓了一些螃蟹,晚上来到店里准备和我一起回去蒸螃蟹吃。我让他拿着螃蟹先从后门出去,在车边等我,以便我关好店内所有的灯。还没等我关完灯,就从外边传来了惊慌的叫喊声。我出门一看,我的那位朋友吓得脸色苍白,哆哆嗦嗦地告诉我说,他刚一出门就看到有两个人向他奔来,其中一人拿枪对着他的额头,另一个矮个子的从他手里抢了那个塑料袋,两个人就跑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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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听有人持枪打劫马上报警。警车来得很快,他们知道有人持枪抢劫,也没有贸然进院。只是将警车停在院大门外,鸣着警笛开着高灯向内喊话。我们看这架势怕把我们当成犯罪嫌疑人给办了,也不敢走上前去,也隔着院墙和大门向他们喊话。这样我们双方僵持了一段后,才解除了误会。

 

警察调查后得知,我们并没有钱财上的损失,被抢去的只是半塑料袋刚抓的螃蟹。

 

估计劫匪也没有料到,他们大动干戈,持枪抢劫,他们夺去的那个袋子并不是账款,不过是几只螃蟹。

 

这次劫匪的持枪打劫尽管没有给我们造成什么损失,但是却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和人的性命相比,赚钱的事儿是微不足道的。很快我们就低价把这个店卖掉了。

 

我始终认为,从白胡子老头在言语上对我们进行挑衅,到问题青少年对我们的商店进行破坏和偷盗,再到最后的持枪抢劫三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

 

面对这些源自歧视的黑暗社会势力,我们惹不起,只能躲。

 

编者按:最近在美国歧视亚裔的hate crime(仇恨犯罪)频发,从旧金山恶意推倒老人致死到亚特兰大六名亚裔女性被杀,除了躲,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这个周末和下周,美国很多城市都有“Stop Asian Hate”的游行集会,这是其中的一些:

 

~the end~

作者简介:

李庆曾:一个有故事的人, 内蒙兵团大头兵、大学扩招幸运兵、改革大潮排头兵、自主创业志愿兵、教书育人义务兵、纪实创作不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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