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活着，房屋死去。

—T·S·艾略特《东库克》

房东和市政厅的工作人员走出房门后，我和先生仍愣在原地，一时回不过神来。就在几分钟前，布伦特伍德市政厅的住房检查员通知我们，由于没有申请入住许可证，我们在这家爱彼迎的居住属于非法行为。除非立刻搬走，否则将面临法院传唤、甚至是被逮捕的命运。我们一下懵了——从没听说过住爱彼迎还需要什么入住许可证。立刻搬走？搬到哪儿？难道在失去那个温馨小家之后，我们又将迎来一场“二次放逐”？

到2019年12月中旬，我们已经在这家爱彼迎小屋住了四个多月。那年夏天，我和在大学任教的先生前往武汉及周边小城，展开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研究“湖北民间信仰”。这是他学术休假的课题，也是我写作中持续关注的主题之一。那趟旅程收获颇丰。就在我们准备返美的前一周，定期去家中查看的儿子忽然发来短信和照片，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由于圣路易斯连日罕见高温，室内外温差过大，家里二楼的厕所水管竟然爆裂了，源源不断的水淹没了整个二楼，又顺着楼梯和楼板流到一楼。他发现时，我们的房子已经浸泡了整整一个星期。

先生立刻告诉儿子该如何应对：切断电源和水源、联系水管工、拍下受损的地板和家具照片、通知保险公司……儿子一一照办。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我，心想无非是换换地板，一个月、最多两个月就能修好。

回到家中，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幅仿佛被战争肆虐过的景象：地板大面积掀开，墙板底部被拆得七零八落，卧室天花板上裂开一个黑漆漆的狰狞大洞，床上盖着塑料膜，上面落满厚厚的尘土。家具、衣物、书籍全都堆在唯一未遭水淹的客厅里。最可怕的，是那些看不见的毒素——从地板和墙基里滋生的霉菌，从天花板上扩散的石棉纤维。这些致癌物悄无声息地弥漫在空气中，渗进房子的每一道缝隙。

我们曾天真地以为可以一边住在家里，一边等房屋修复。事实证明，这根本不可能。那样的环境，不要说住在里面，就连工人也被迫停了工，等待专业人员的检测和排毒。我从未想过，这栋我们曾在落地窗前夏观萤火虫、冬赏冰雪世界的美丽房子，竟隐藏着如此丑陋的真相。它就像一个尘封已久的潘多拉盒子，一旦开启，毒素如灾厄之灵般四散游走，危害人间。

家是住不成了，从6月开始的流浪生活看来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所幸，保险公司会承担房屋维修和租房的全部费用。由于租期不定，我们只能在爱彼迎上寻找短租房。最终，我们找到了一间位于布伦特伍德市的小屋——两室两厅，屋后还有一片曲径通幽的林子。房东夫妻彼得和佩琳都来自台湾，待人友善。我们十分满意，立即搬了进去。

《秘密花园》剧照  图源网络

房屋修复的进度慢得惊人，光是石棉纤维的检测和清除，就耗费了足足两个月。不过，我们慢慢安顿下来，开始适应并享受这个新家。房东夫妇就住在隔壁，随叫随到，热情周到。每周还有一位墨西哥女佣来打扫卫生。佩琳爽朗能干，隔三岔五给我们送来台湾美食；房东先生则悠闲自在，每星期会去附近的河汊或湖泊钓一两次鱼，若是钓到好鱼，定会送给我们尝鲜。退休前，他是孟山都公司的资深化学工程师，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退休后仍被返聘为顾问，负责培训新来的工程师。他精通业务，乐于分享，深受晚辈敬重。

房东先生也喜爱读书。一天，他在桌上看到我们从国内带回的《楚辞全图句注》，拿起来便爱不释手。我先生见他如此喜欢，便主动说可以借给他。这时，他才得知书的主人是我先生，对一个美国人能有如此高的汉语水平颇感意外。后来，他了解到我先生在大学教中国语言和文学，还在台湾住过三年，顿时更感兴趣，一有空就过来找他聊天。

我们原本打算一直住到房子修好，谁曾想半路横生变故，竟被扣上“非法居住”的帽子？我和先生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时，佩琳又折返回来，说她刚和住房检查员沟通了一番，但对方固执己见，毫不通融。不过，她让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她在中央西区还有一栋爱彼迎。

中央西区是圣路易斯一处文化底蕴深厚、族群多元的社区，市政厅对爱彼迎的态度远比以居民为主的布伦特伍德市宽松友好，房客无需申请入住许可证。那栋爱彼迎比我们现在住的这家更高级，一晚上就要价159美元。不过，为了弥补我们的损失，她愿意以现有的价格租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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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知道田纳西·威廉斯吗？” 佩琳盯着我们问。

“当然。”

无论是作为英美文学专业的毕业生，还是从个人的文学趣味来讲，我和先生都对田纳西·威廉斯的作品非常熟悉。早在国内时，我就看过马龙·白兰度和费雯·丽主演的《欲望号街车》。90年代初来到圣路易斯以后，得知这座城市竟是他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我又特意找来1987版的电影《玻璃动物园》观看。当时印象最深的就是剧中那间典型的圣路易斯公寓——一种“霰弹式”格局的老式住屋。走廊从前门直通后门，房间沿走廊两侧分布。如果真有人朝屋里开枪，子弹会毫无阻碍地穿过这条裸露的通道。公寓后方是一架黑色铁制消防逃生梯，象征着这个封闭空间中唯一的逃脱路径。

佩琳给我们换的住所，居然就是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儿时故居。整栋公寓楼共有六套公寓，田纳西住的是三楼西边的单元：3W。3W原本长租给了一位英美文学教授，正好最近腾了出来，我们可以搬进去。

能搬进田纳西住过的公寓，不仅冲淡了我们如丧家之犬的流浪感，也缓解了我们对房屋修葺漫漫无期的焦灼。

大约是为了表示歉意，在我们搬走之前，佩琳和她先生特意请我们去一家主打港式风味的餐厅吃早茶。席间，我问了一个萦绕在心头的问题：你们是如何买下田纳西·威廉斯的故居的？

这个问题立刻打开了佩琳的话匣子——她滔滔不绝地讲述了整个过程。她说自己是在2003年买下这栋位于西敏地街街首的大楼的。当时，她完全不知道“美国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曾在此居住。大楼建于1905年，共三层六个单元。买下它时破败不堪：屋顶漏水，地板塌陷，从三楼的过道甚至能直接看到地下室。租户全是非裔美国人，楼道里弥漫着烟酒味，有时还可以嗅到一丝大麻的气息。租金低得惊人，每月不过区区三百美金。可短短几个月里，她已经遇到好几拨老师带着学生来参观。一问，她才发觉自己无意间竟买下了一栋极具历史意义的建筑。当时她甚至不知道田纳西·威廉斯写过什么作品，为此特意向在高中读书的女儿请教了一番。

田纳西·威廉斯 图源网络

佩琳是位务实能干的女人。她在台湾本来学会计，移民美国后，也做了几年会计工作。但她很快厌倦了那种琐碎低薪的生活。于是，和先生商量后，她决定重返校园，改学室内设计。她的目标很明确——买老房子，亲自翻修，再租出去赚钱。

她非常清楚这栋大楼的卖点，计划将它命名为 “玻璃动物园”，请人制作一块铭牌，注明此地为田纳西·威廉斯的故居，立在楼前。她知道，要想真正赚钱，首先得清空楼里的贫穷租户，把它改造成一栋高尚住宅楼。于是，买下大楼没多久，佩琳便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她先是微笑着介绍自己，接着平静地宣布：从下个月开始，房租将涨至每月五百美元。不到半年，租户便搬走了一半。又过了一阵子，她再次提高了房租，彻底清空整栋楼的租客，随即展开翻修工程。

“你们住进去就知道了，那是一栋高尚住宅，比你们现在住的地方要高级很多。” 佩琳一脸骄傲地宣布。

我和先生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神。我们非常清楚，佩琳对住户的清理和对这栋大楼的翻修，在美国许多城市早已屡见不鲜——这是城市中产化（gentrification）过程中最典型的一幕。不同的是，这一次，驱赶和掠夺的主角不再是白人，而是亚裔。佩琳大约也不知道，她引以为傲的“高尚住宅”，曾是一位敏感青年困于强势母亲掌控的玻璃牢笼。他那患有腿疾、自卑内向的妹妹，在母亲的逼迫下，一次又一次地接待所谓的’绅士访客’，只为成全母亲年轻时未能嫁给一位绅士的梦想。剧中母亲的执念，与佩琳对“高尚住宅”的热望简直如出一辙。

不过，我们什么也没说，只是礼貌地附和了几句，对新住处表示赞叹和向往。房东先生好像并没有听进妻子的侃侃而谈，他始终饶有兴致地打量我们，目光温和而好奇。他的注意力显然落在了别处。

果然，佩琳话音一落，他便问我们，“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和先生又对望了一眼，微微一笑。我说我们是华盛顿大学的同学——当时，我在英文系学小说创作，他在比较文学系研究中国文学。我的回答似乎让房东先生略有些失望。也许，他期待一个更戏剧化的相识场景？我先生察觉到了他的失落，便补充道，那时他的博士论文陷入瓶颈，写不下去了，便想找一个中国学生帮忙看看。我们就这样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实际上，我对他研究的所谓魏晋南北朝公宴诗一无所知，他也很快看出了这一点。于是，原本的语言互助变成了一场纯粹的文学交流。这个回答似乎满足了房东先生的某种浪漫设想，他笑眯眯地指着我们说，“你们能找到彼此，真是幸运。都是中文老师，志同道合。” 

尽管我们俩谁都没把教中文当成人生理想，还是点头附和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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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茶后的第二天，我们便搬进了田纳西故居。公寓的布局几乎保持了原样，与电影《玻璃动物园》中的场景如出一辙，只是室内重新装修过，风格带着一点时髦却略显廉价的都市感。正对面是一栋灰色建筑，双尖顶的设计颇为醒目。右侧街对面是一栋红砖大楼，门窗和屋檐却被刷成了邮局绿。站在厨房的窗口望过去，对面楼中人来人往，多为非裔美国人，貌似几家合租。门前停满了待修车辆，频繁更换，像是一个无牌修车铺。那架著名的黑铁逃生楼梯就矗立在公寓后方，冰冷而沉默，像一件永不卸下的道具，固执地重复着舞台上的角色——事实上，2021年，圣路易斯一年一度的田纳西·威廉斯戏剧节就以它为实景布景，公演了《玻璃动物园》。田纳西曾在剧中将它写成“唯一的逃脱路径”，但现实中，他终其一生也未能真正逃出母亲的掌控。也许是心理暗示作祟，每次上下那楼梯，我都会死死抓住生锈的扶栏，仿佛一松手，就会坠入某个幽暗无底的深渊。

田纳西笔下的这间公寓，狭小、潮湿、阴暗，而我们入住时却发现，室内光线充足，空气干燥。显然，房东太太在装修时对采光和通风做了精心改造。不过，屋里始终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阴郁气息，天冷时四处漏风，风像无形的手指在缝隙中游走；天气稍暖，天花板上又不知从哪里钻出一大堆小飞虫，在空气中无声地搅动着过去的阴影。

为了冲淡屋里的阴郁之气，我们决定好好过一个圣诞节，为童年的田纳西——据说他母亲是个很糟糕的厨子，也为我们自己。我们用爆米花和蔓越莓装饰窗子，用黏土捏成五颜六色的微型玫瑰花、靴子、糖果和贝果点缀圣诞树，还特意邀请了在华盛顿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的青年作家钱佳楠和诗人张雪拉。她们还带来了一对韩国姐妹花。所有人都算得上是田纳西的粉丝，也是他的校友——尽管他本人既没能从华大毕业，也不喜欢华大。

四位青春靓丽的女孩几乎是怀着朝圣的心情走进这间公寓。她们的到来让屋子瞬间明亮起来，原本阴郁寒冷的空间顿时充满了生机。我们让她们先出去转转，看看不远处的圣路易斯大教堂、左岸书店和作家角，然后回来吃饭。那天，我烤了羊排、苹果派和小面包，做了越南春卷和沙拉，还炒了两个小菜，屋子里弥漫着烤肉的焦香、面包的奶香和苹果派的甜香。饭后，我们一起看了保罗·纽曼和伊丽莎白·泰勒主演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能在田纳西的故居，与一群热爱文学、真正懂他的人一起看他的剧，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那年，我们过了一个格外文艺温馨的圣诞节。

《玻璃动物园》 剧照  图源网络

为了深入了解田纳西·威廉斯的生平，尤其是他在圣路易斯的童年经历，我在中央西区的公立图书馆找到了一本六百多页的厚重传记：《汤姆：不为人知的田纳西·威廉斯》，作者是莱尔·莱弗里奇（Lyle Leverich）。莱弗里奇原本是一位戏剧导演和制作人，并非职业作家，却是唯一获得田纳西授权的传记作者。这本书被公认为是关于田纳西早年生活最权威、最扎实的作品，讲述了他在改名为田纳西之前长达三十四年的生命历程，其间大部分在圣路易斯度过。

从莱尔的传记中我注意到，田纳西一家与我们一样，也是在十二月搬进这间公寓的。三个月后，那场导致全球四分之一人口感染、数千万人死亡的西班牙流感第二次传入圣路易斯。无独有偶，搬进公寓半个月后，也就是2019年12月30日晚，我在大学校友的微信群里看到了一位在武汉医疗系统工作的校友转发的照片——三名身穿白色防护服、戴着大口罩的医护人员，正在华南海鲜市场的各家店铺前喷洒消毒液。一种不明原因的病毒正在悄然蔓延，而当时，没有人预料到，它会如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一样，席卷全球。

两次搬入，两场疫情，时间相隔将近整整一百年。历史总是以毛骨悚然的方式悄然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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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我一边在微信上关注新冠病毒在故乡的传播，一边在传记中寻找西班牙流感的痕迹。但那场夺去数千万生命的大灾难，在书中竟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田纳西本人也从未在作品中正面描绘过它，仿佛那年冬天的瘟疫，只是他人生中一场无关紧要的插曲。

也许，他对那场流感的避而不写，只是出于一种选择性遗忘——当家庭本身就是深渊，人们往往对外部的灾难迟钝无感。事实上，相较于流感病毒，真正摧毁田纳西童年的，是家庭内部早已潜伏的另一种“慢性病毒”：父亲的暴怒与母亲的虚荣。他的父亲C.C.·威廉斯是一个严厉而暴躁的推销员，期望儿子如军人般坚毅果断，对田纳西纤弱的身体与敏感的性格始终嗤之以鼻，甚至给他起了个“南希小姐”的外号，公然羞辱他的阴柔气质；而母亲埃德维娜则沉溺在南方贵族的幻梦中，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位有文学抱负的才子，却又以过度控制的方式压迫他，将自己年轻时未能实现的“体面人生”寄托在儿女身上。夹在这对南辕北辙、却又势均力敌的父母之间，可怜的小汤姆被吓成了一只惊弓之鸟。他真正感染的病毒，是那些以爱之名施加的羞辱与压抑。它们无声无息地渗入他的内在，潜伏在《玻璃动物园》每一只脆弱的玻璃动物之中，成为他剧作中反复浮现的幽灵病灶。与其说那是一部关于记忆与幻灭的剧作，不如说，是一个内心满目疮痍的孩子在成年后写下的绝望告白。

当我坐在这间百年老公寓里，望着窗外那架开始生锈的黑铁逃生楼梯，脑中浮现的，除了关于病毒的新闻和数据，还有一种更隐秘、更难以防御的“家庭瘟疫”——它不曾被记录，却真实改变了一个敏感儿童的一生轨迹。哪怕是在白天，只要想到田纳西一家在这间屋子里的悲惨生活，公寓里的饮水机便开始汩汩作响，仿佛埃德维娜那滔滔不绝的言语洪流——甜美的南方腔调，魔力般的节奏，夹杂着层出不穷的俚语。没有人能抵挡她的语言攻击力，哪怕是她那巧舌如簧的推销员丈夫。他们的争吵激烈得仿佛闪电与雷声的碰撞，任何话题——金钱、酗酒、性、C.C.的扑克牌之夜，都可能引发一场大战。

而小汤姆成了夫妻俩无休无止的战场。他唯一的逃避方式，就是尽可能独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沉浸在幻想与书籍之中，或是依偎在相依为命的姐姐萝丝身边。只有在萝丝那里，他才真正感受到亲人的爱、同情与呵护。经历过外祖父那牧师住宅的平静生活后，新家对汤姆而言无异于噩梦。外面的世界同样让他恐惧。在学校，在街头，他浓重的南方口音和怪异的举止总能引来同龄孩子的嘲笑。他们乐此不疲地捉弄他，跟在他身后叫他“娘娘腔”。小汤姆对所有人都怕到了极点。

也许，小汤姆早已在家庭的炼狱中百毒不侵，连那场席卷全球的流感都对他敬而远之。

《玻璃动物园》 剧照  图源网络

而未经“内毒”淬炼的我，却被来势汹汹的“外疫”轻易击穿防线。刚跨入2020年，我便病倒了，除了没发烧，我几乎具备了新冠流感的一切症状。我去看家庭医生，要求检测支气管感染和新冠病毒，医生为难地说，支气管炎可以测，但她非常确定——整个圣路易斯目前尚无机构能做新冠检测。她建议我打电话给圣路易斯公共卫生局。在排除了支气管炎的可能性之后，我照她所说给公共卫生局多次拨打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美国对这场疫情如此无知和缺乏准备，让我心里生出一种挥之不去的隐忧。

尽管没有发烧，为了安全起见，我还是请假在家自我隔离了两个星期。我躺在被逃生梯屏蔽窗户的主卧室里，整夜整夜地咳嗽，五脏六腑仿佛都要被咳出来。月光透过深窗投下斑驳的光影，在床单上摇曳不定。好不容易迷糊过去，又从一个噩梦跌入另一个。有时我梦见被成群的老鼠追赶，有时梦见自己在逃生楼梯上下不停地奔跑。等到终于跑不动了，黑色的铁器开始像蛇一样扭动，缠住我，勒得我喘不过气来。还有一次，我梦见自己在瓢泼大雨中狂奔，全身湿透，体力不支地倒在地上。我被送往医院，确诊为Covid-19阳性，接上呼吸机，管子插入喉咙，冰冷的气流灌进肺里。胸腔被撑开，又被什么紧紧压住。我挣扎着，意识逐渐模糊。然后，突然间，一切又舒畅起来。我意识到自己并不在医院，而是躺在田纳西故居的床上，但胸口仍像被巨石压住一般不堪重负。现实、梦境、甚至田纳西传记中的生活，我已分不清界限。

如果说，我们那栋遭水淹过的房屋释放的是化学毒素，那么，这间阴郁的公寓则缓缓蒸腾出一种更难抵御的“内毒”——它吸收了田纳西一家积年累月的压抑和创伤，在“外疫”的催化下悄然苏醒，潜入我的身体，蚕食我，吞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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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自己会一直这么咳下去，被毒素彻底吞噬，好在一个月之后，病毒终于弃我而去。病好之后，我去附近的花房买了几株鲜花，摆在卧室的窗台上，用来抵御黑铁蛇梯的侵袭。天气好的时候，我和先生会沿着西敏地街散步。那真是一条美丽的街道，遍布奇树异木，地上落满腐烂的银杏果。街道两旁的老建筑高低错落，古朴华美。一百年前，这里曾是圣路易斯市精英阶层的聚居地，其中就包括大诗人T·S·艾略特一家。

艾略特的童年故居距离田纳西的公寓不过半个街区。两位文学巨匠小时候都叫汤姆，都与“猫”结下不解之缘——一位因新奥尔良的猫而著名，另一位则以伦敦的猫家喻户晓；他们还都有一个在大公司工作的父亲和一位热爱文学的母亲。然而，两家的社会地位以及两只“汤猫”的成长环境却有着天壤之别。艾略特家族出身新英格兰学术世家，祖上曾有人出任哈佛大学校长，祖父则创办了本地的华盛顿大学，还有那所埃德维娜做梦都想让孩子入读的玛丽女子学院。两人虽然都深受母亲影响，但艾略特与诗人母亲的关系十分亲密，早期不少诗歌甚至是母子合作完成。他在圣路易斯度过的前十七年，是“被特权呵护着的幸福时光”。

艾略特家族在西敏地街的故居，是一栋占地6839平方英尺的三层红砖大宅，几乎每间房都配有壁炉，有的房间还设有八角窗的步入式衣橱。每次路过那里，我总忍不住向屋内张望，想象少年艾略特在这栋由父亲亲手设计建造的宅邸里安静读书的样子。如果说田纳西家的生活常常是闪电与雷雨交加，那么艾略特家的生活，大概大部分时候是风和日丽，也许偶尔会飘过一片阴云。

2021年11月，得知这栋宅邸挂牌出售，我特意通知了在圣路易斯定居多年的裘小龙——这位来自上海的诗人兼侦探小说家，是艾略特的忠实读者，他与导师卞之琳先生都曾翻译过艾略特的诗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学爱好者。遗憾的是，当我们得知消息时，那栋房子早已售出。

早春三月，病毒终于开始侵入圣路易斯。此前美国指责中国防疫不力的一切问题，如今都在美国惊人地重演：口罩短缺，谣言四起，超市抢购，居家隔离，医院人满为患，医疗资源告急以及政府官员的相互推诿。围绕病毒源头的各种阴谋论层出不穷，仇外情绪高涨，针对亚裔，尤其是针对华人的歧视愈演愈烈。因为害怕被攻击和被传染，我年迈的父母已彻底停止出门，连每天傍晚在一楼阳台上晒太阳的习惯也放弃了。我的亚裔学生常向我诉说在校内外受到的歧视与不公。尽管中央西区已经被改造成高尚住宅区，但因地处市中心黄金地段，餐馆、酒吧、电影院密集，人流喧杂，无论从防疫病毒还是从治安角度考虑，我和我先生都越来越缺乏安全感。街头散步时，不是担心病毒传染，就是得提防陌生人的暴力袭击。

《时时刻刻》 剧照  图源网络

此时正逢春假，学校宣布假期后将全面关闭校园，改为线上教学。所有这些现实因素都在促使我们做出一个早已盘桓心头的决定：搬回家去。尽管我们那栋因水灾受损的房子尚未完全修复，但霉菌和石棉纤维已经处理完毕。和中央西区相比，我们定居的那片以居民为主的安静街区终究更安全。更何况，与这间积蓄着某种“内毒”的密闭公寓相比，我们那阳光充足、通风良好的家无疑更适合在疫情中久居。

我们将决定告诉了佩琳，她表示理解。搬家那天，佩琳夫妇特意来送行。她带来了一打自己亲手缝制的口罩——在这个非常时期，这无疑是最贴心、最珍贵的礼物。房东先生则邀我先生日后一起去钓鱼。尽管我先生既不吃鱼，也对钓鱼毫无兴趣，他还是满口答应了。我们也相约等疫情过去，再去那家港味餐厅吃早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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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九月底的一天，我刚下班回家，便被先生拉进书房。他神情严肃，脸上带着一丝悲伤。在打开的电脑屏幕上，一个刺目的标题立刻映入眼帘：“72岁男子在中央西区遭遇劫车，不幸被自己的车辆碾压身亡。”

我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他示意我继续读下去——

“劫车事件发生在周二上午11:30左右，地点位于中央西区北博伊尔大道（North Boyle）300号街区。警方称，嫌犯持枪威胁受害者，抢走了他的本田越野车。逃离时，车辆撞倒了受害者。尽管他被紧急送往医院，仍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

我盯着报道中的亚裔名字，愣了几秒，随即悲痛地意识到，这名72岁的遇害者，正是那位热爱生活、乐于助人的房东先生。北博伊尔大道离西敏地街很近。显然，他是在去那边打理出租房时遇害的。凶手是一位有前科的非裔美国人，劫车是他当天犯下的第二桩罪。我突然想到佩琳曾经津津乐道的“清理”租户的往事，心里泛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我和先生沉默良久，然后我问：

“葬礼何时举行？”

他说，“下周日。”

我们在网上订了一束白色的鲜花，寄往殡仪馆——我无法面对佩琳失去丈夫的悲痛。我以为她会卖掉这栋被诅咒的大楼，离开这个让亲人丧生的伤心之地。然而直到今天，网上的房产记录显示，那栋大楼依然挂在她的名下。

或许，她无法割舍与过往的牵绊；或许，她和田纳西一样，被这座城市、这座公寓的幽灵缠住，无法挣脱，无法逃离。

在《玻璃动物园》中，田纳西·威廉斯将西敏地街4633号为原型的公寓，喻为“病态的城市肿瘤”，在那里“燃烧着人类绝望的缓慢而不可逆转的烈焰”。这座阴暗而封闭的公寓，成为他笔下“都市囚笼”的象征，也凝固了他对家庭、恐惧与爱的最初记忆。

而同住一条街、拥有截然不同童年的艾略特，也在十七岁那年离开了圣路易斯，几乎再没回头。对他而言，圣路易斯构成了他对城市破败、黯淡的最初印象，也成为他诗中“荒原”意象的早期源泉。1943年，艾略特出版长诗《四个四重奏》，比《玻璃动物园》的首演只早了一年。虽然诗中的场所并非西敏地街，但其中的《烧毁的诺顿》和 《东库克》均围绕“家”展开，前者象征失落的时空之门，后者回溯血缘与尘土的归宿。

在艾略特笔下，房屋不再是个人伤痛的囚笼，而是时间、生命与毁灭的见证。它们经历兴废、腐朽与重建，连同人的生命与记忆一同燃烧、归于尘土。田纳西笔下的“家”则是创伤的源头，是必须逃离的牢笼。一个以诗歌抽象苦难，一个以戏剧凝视创伤；他们都写下“房屋”，却通向不同的精神地图。而西敏地街，则安静地见证了两个“汤姆”的离开与回望。

晚年的田纳西曾明确表达，他希望死后以“田纳西”的名义离开，而不是那个来自圣路易斯的汤姆”。然而，命运仍然将他带回圣路易斯，安葬在卡尔瓦里公墓。他最终还是被这座城市、被它的“病态肿瘤”吞没了。

房东先生葬礼那天，我的脑子里反复回响着艾略特在《东库克》中的诗句——它既像是写给田纳西，也像是写给所有曾经试图逃离、却未能真正逃脱之人的低语：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接连不断地

房屋矗起、倒下、颓坍、扩展、

移动、毁坏、修复，或在原址上，

现在一片空地，一座工厂，或一条小径。

旧时的石块于新的建筑，旧时的木材于新的火焰，

旧时的火焰成灰烬，而灰烬又成土地，

现今是肉体、皮毛和排泄物，

人和兽的骨骸、谷穗和树叶。

房屋活着、房屋死去；有一个时间来建筑，

有一个时间来生活，来生育，

有一个时间让风来粉碎松动的窗玻璃，

来晃动田鼠踩踏的护壁板，

来抖动无声的箴言织成的破花毯。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T·S·艾略特《东库克》，裘小龙译

作者：张洪凌，双语写作者。王小波、艾丽斯·门罗作品译者。本文原载“天使望故乡”，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