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禄明，1982年初大学中文系毕业。从部队转业后，曾在出版社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现居加拿大多伦多。 

在我的脑海中，一次次出现过这样一个场景：卧病在床的父亲对我说：“莫哭,不要紧！”那时我是一个少年，正泪流不止。

父亲去世四十八年了，我一直想作点文字纪念他。我已虚度六十有八，今天终于在沉浸往事的回忆中蓦然醒悟，于是将心中的缅怀输入键盘，敷陈成篇，也算是一种作为一个儿子愧于孝养的心灵弥补吧。

父亲是农民，祖上多少辈大概也都是以种田为生。老家是坐落在赣中丘陵地区一个小村庄里的一户人家。那个村子没有豪门大户，没有青石路巷，只有以土砖砌成墙的瓦房。所谓土砖，就是将田泥在木框中踩实，然后倒在田埂上晒干的泥块。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历来用气派之屋宇来彰显门庭，我们那个村子却难得见到一堵砖墙，可知是从未有过功名富贵之家。父亲行三，名讳中有一个“老”字；他兄弟六个，名字里用“老”字的有三人。这个“老”实际应该写作“佬”，方言中有人前谦称自家子息的含义。

《我们的父亲》剧照  图源网络

由此推见，我爷爷、太公甚至再往上都是目不识丁的农人。父亲七八岁时，也许祖辈寄有期望，让他上过私塾，不过也就一两年吧。父亲识字，在村子的同辈人中属凤毛麟角。父亲的字有点临过帖的童子功，尤其是毛笔字的那一捺写得好看。我刚发蒙读书时，父亲用他的大手握着我的小手教我写字。父亲年少时，不知是什么机缘，到赣北的九江当过学徒，可能是学装帧一类的手艺。我上小学时，父亲曾用不同颜色的纸裁剪装订成整齐的小本子给我写字。他的一技之长并没有成为他的谋生手段，但学徒生涯让他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他那少年的心里一定也会藏着一个梦。

我出生在“大跃进”时期的1958年。这里不去说我很快将经受三年饥馑的生死考验，我总算是在皮包骨头的生命状态下活了过来。这里要说这样一件事，是母亲告诉我的：我出生的前十天，大妈也生了一个女儿。大妈这时候还没有儿子。奶奶的游说说动了母亲，我从母亲的怀里抱到了大妈的怀里。父亲从田上劳作后回来得知，二话不说就把我抱了回来。父亲说：“晓得那蔸禾长谷？”就是不知道哪颗禾苗会长出稻谷的意思。父亲的话表达了他心底一个潜存的盼望：下一代能够冲破这种世代作田人命运的循环。我记事后，大妈见到我，总要说，“你本来是我的儿子。”也许，我的命运这一次真是让父亲给扳了回来，因为尤其是在当时的农村，不同家庭的孩子的确会有不同的生命走向。

我孩提时的伙伴上过学的不多，即使有几个上了学，小学没毕业也都辍学回家干活了。那时还没有普及义务教育，不多的学杂费对于农家也是很重的负担。但父亲一直坚持让我上学，他认为家里的孩子总得有一两个读书的，这样这个家才会有希望。我的小学中学阶段，正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城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社会上流行着“读书无用”的说法。“读书不读书,都是回家修地球”,这句话对我们的影响很深。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也曾对山野间无拘无束的生活充满向往，这当然是少不更事的幼稚想法。而父亲的看法却非常坚定，他认为我是个读书的种子，书有得读就要读，别的事情到时候再说。父亲说，要是不读书，一辈子的梦就断掉了。

我读初中的时候，父亲有过一次乡人们眼中的惊人之举。大哥十七岁就应征入伍了，母亲十分想念，常在灶间烧火时默默流泪。我和二哥或弟弟在堂屋玩耍打闹时，母亲有好多次都叹着气说：“嗐，这些孩子真不懂事！”我们的嬉笑作乐与母亲忧虑愁苦的心情反差太大。后来，大哥所在的部队换防到了长沙，父亲对母亲说，长沙是在湖南，坐火车直接就能到。有一天，父亲领着弟弟，带着茶叶蛋和一条油炸的大草鱼出发了。老家离南昌有八十里路，要走五六里路到一个小火车站，从这里坐火车到南昌，再由南昌坐火车去长沙。村里有一个父亲的同辈人对我说，你爸爸的胆真大，敢带小崽去那么远的地方。

二湘空间拍摄

要知道，老家离县城五十里，村人们已觉得是非常遥远的地方了，很少有人去过；就是到隔河的镇子赶趟集，也会把它当作是一件要费些思量的大事情。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父亲能带弟弟去千里之外的部队看大哥，一定是和母亲谋划了很长时间，下了很大决心。首先是路费的问题，弟弟就算是半票，父子两个的车票钱，对于一个冬天鞋袜都难齐全的贫困家庭，这得积攒多长的时间？就因为要亲眼去看看，好让心里安定踏实，父母同心一气，不惜代价也要完成心愿，这一切都来自于父母之爱的巨大力量。这件事从起心动念到最后实现，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还有那种农村生活的人，才能想见它的非同一般。

我的一个堂叔，后来不止一次同我说过，你爸爸本来当了干部的。那个时候的干部是供给制，没有工资，无法养家。后来因为分田，也因为分家，屈于各种压力，就回来种田了。他还说，人强不过命，是什么命就是什么命。这个堂叔一直都很尊重我父亲。他是四爷爷的独子。四爷爷解放初期当过乡长，可惜很早就离世了。堂叔每每为眼下的困顿而叹气，就会提到当年家族的风光。可是父亲从未跟我说过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他是否为年轻时的抉择后悔过。记得有一年的大年初一，父亲在家门口的东西南北都插了一炷香，然后让我们兄弟四个分别去“拜四方”。父亲希望我们长大后，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够平安顺利。猜想这时候父亲的内心是希望我们出去闯荡的，而不是汗滴泥土，困守终生。

父亲是多年的生产队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记不得是哪一年，村东头的土墙上贴出了打倒父亲的标语，接着听说父亲在大队挨了批斗。我的脑袋像被一只巨爪按住，嗡嗡作响，同时心里也充满了仇恨。穷乡僻壤的农村，“文革”的头两年同样处在红色恐怖中,只要有举着红旗、敲锣打鼓的小分队进了村，就是要抓人批斗或者游街了。世道人心，当整人打人得到权力加持时，大批的“革命战士”就会应运而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里就像落下了病根，只要一见到红旗引领下的锣鼓队，心里就会产生莫名的恐慌。父亲被迫写交代材料。有一次，我瞥见父亲写的交代材料上的一句话：“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感到心里非常害怕。“皇帝”，谁是皇帝？这不是杀头的罪吗？父亲承认他说过这句话，但他不是反革命------

我不敢再往下看，那一年我大概十岁。我六岁发蒙读书，因为停课闹革命，那时好像还是三年级。我记住了这句话，还不懂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父亲为了有人能够帮助证明一下，给一个听说是张姓的地委领导写信求助过。张姓领导以前是上边派下来的土改工作组组长，父亲在他身边做过事，可能他对父亲还较为器重。我不知道父亲是否收到回信，恐怕人家那时的日子也不好过吧！这样闹哄折腾了一段时间，父亲似乎从漩涡中被抛了出来，得以解脱。

再后来，标语上写的，广播里说的，都是“抓革命，促生产”。大队又坚持让父亲当生产队长，父亲推辞不掉，只好尽职而为。生产队长，就是个村里农民的小头头，活要多干，心要多操，特权全无，但这里有大家的信任和倚重。江西农村，正月元宵后，就要准备犁田育秧，开始春耕大忙季节。育秧是春插前的重要一环，最怕倒春寒。一天深夜，刮起大风，父亲急忙披衣出门，他担心覆盖秧苗的塑料棚被吹坏，秧苗会冻死。可是后来下起大暴雨，父亲全身湿透回到家，第二天就病倒了。父亲得了黄疸性肝炎，从此身体一蹶不振。

文章开头所述，是我在县城读高中星期天回家时发生的一幕。一个星期半饥半饱的米饭就腌菜，逃票搭火车再经长途跋涉就要到家时瞬间产生的喜悦，让我不禁胡乱哼起歌来，正被屋后的堂婶看见。她说：“你还在这里唱歌，你爸爸都病了！”兜头一盆凉水，让我心里酸苦，悲从中来。

农人没有养病的命。只要身上稍觉好些，就要硬撑着起来去出工，你不能一天天躺着不挣工分哟！这种身体，队长当然是不能再干了。队长不是官，本就轮流转，但病痛却得自己扛下来。父亲听说田埂上的一种草是清火的，可治肝病，就经常拔回家熬水喝。

这里，要回过头说说我到县城上高中的经历。我1973年初中毕业，这一年公社的戴帽高中停办了，是几个社镇合起来办一个高中。不知经过了什么程序，我被内定上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分校，并已通过面试。可是后来一个同学顶替了我，他是县政府某局领导的内侄。上共大可以学习医疗或农业机械等专业，这种机会很多人都在盯着。我的班主任老师眼光看得远，她并不主张我去上那个半工半读的分校。我来到了位于邻社、还要坐船渡过一条河流的岗上读高中。那时候上高中的名额为数有限，很多初中同学因为不能升学都难过得哭了。后来听说几个有些关系的同学上了县城高中，我向往外面世界的心被激活。父亲同县教育局副局长年轻时共过事，有些交情。父亲给他写信，央他帮我转个学。

这样，1974年的上学期，我也准备上县城高中了。我们父子搭乘运砖的拖拉机去县城，父亲要去讨得副局长给校长的亲笔函，我才能凭它前去报到。拖拉机颠簸得厉害，我让父亲坐在行李上。父亲在春寒料峭中显得很疲惫，我的心里充满了愧疚。我知道到县城读书也不可能寻得一个好前程，我这是在作。那个年代，县城中学比乡村中学也好不到哪里去，学习空气似乎更淡。我穿的仍然是不合体的补丁衣，吃的仍然是咸辣的腌菜，睡的仍然是竹片钉成的大通铺。外面的世界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城镇人和乡下人一望可见的辨识度。

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便回乡当了农民。那正是抢收抢种的“双抢”时节，起早摸黑，日头毒辣，汗珠子摔八瓣。村人见我挑稻上坡，咬牙坚持，就问我父亲，你的崽到县里读书还回来作田呀？父亲则答：作田就作田，田不要人作呀？有时侯，父亲会同母亲一起念叨，说这老三的书白念了？能去当个老师也好。说真的，我当时的梦想，就是去当个民办教师，但我心里很清楚，这也不是想当就当得上的。

到了秋后的农闲季节，公社甚至是更上一级会层层派下名额，多少人去兴修水利，多少人去修筑公路。对于个人，生产队会给记工分；对于生产队，却是义务。这实际上还是社员的无偿劳动，只是迂回了一下而已。我被派到一个离家十几里远的山脚下去挖土修路。一天，一个村人说家里有事要回去，邀我同行。说好吃过晚饭就回来，因为第二天一早就要上工。回到家，妈妈给我做了油煎的糯米粉饼，还放了糖。在我们那里，这就是难得的美食了。饱餐之后，我去叫村人返回，他家却大门紧闭，说已经躺下了，明天起大早赶回去。我为难了，工地那边对我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要走夜路。父亲说，我送你。

那天晚上，我问了父亲一个问题，我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为什么还是吃不饱饭？父亲说，你有多少田，上面都丈量过，每亩交多少斤粮，都是定死了的。交完公粮，剩下的才是各家各户男女老少的口粮。我说，不能少交点吗？父亲说，谁敢？完成了交粮任务，你就只好忙时吃干，闲时喝稀。到了冬天，就只能啃红薯当饱。父亲叮嘱我，这些话在外边千万莫讲。父子一时皆无语，只是赶路。修路借宿的人家到了，父亲说，赶紧去睡吧。父亲要一个人走这么远的夜路回去，我有些担心。父亲说，不要紧。看见夜色中父亲踽踽而去的背影，我的泪水盈满了眼眶。

转年仲春，我参军了。我是作为替补人员入伍的，这时我还未满十八岁。征兵体检合格后，我的一个有理发手艺的堂叔对我父亲说，要送礼，不然去不了。现在当兵不比前几年，都抢着去。这个堂叔整天走村串户，知道各种消息。父亲说，不送，好说不好听。我也没那个钱买东西送礼。那年的兵戴着大红花走了一个多月后，一天下午，我正裤脚挽到大腿牵牛耙田，突然有人叫我赶紧回家，原来是大队的正副营长来了。他们说，你要去参军，这是政治任务。收拾一下马上去公社，公社有车送你到县武装部吃晚饭，在那里换了军装就上火车。

我像做梦一般被一种力量推着转，由不得你愿意不愿意。大哥去年已复员回来了，他说他去送我。双亲心有不舍，母亲流着泪，说“这么急”！父亲告诉我，不要挂记家里，到了就写信回来。我就这样离开了家，不想这竟然是我同父亲的永诀！ 

这个人生的改拐太急。由于南北气候差距大，我水土不服，一到部队就病倒了，发烧呕吐，只好躺卧在床。我几乎没有经过新兵集训，就被分到了老连队。这时候我得知，有几个不合格的后门兵被退了回去，这才把包括我在内的几个人紧急召了来。父亲发现我写回家的信几乎没有涂改的痕迹，就写信来告诉我，给家里的信直接写就行啦，不要打草稿，浪费时间。我按上学时作文的习惯，总是先写草稿再誊抄，父亲就此对我训导，使我受益良多。

当兵第二年的秋天，听说国家要恢复高考制度，我心里盘算着，不如复员回家去考大学。11月上旬的一天，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对我说：据说，你以前是尖子生。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参加训练，复习考大学。我一时惊讶得反应不过来。听到说考的大学和专业都规定好了，我便随口说了一句：我想考理科。指导员笑了，说，大学不是好考的，能考上就烧高香了，还挑什么文科理科？并说，别的部队都推荐了人去考，听说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有好多人要争，基本都是陪考，能考什么样就看你自己啦！

还有一个月就要高考。我没有复习资料，甚至不知道到哪里去复习，但我立刻趴在班里通铺的炕头写信，把部队让我考大学的喜讯报告给父亲。那个年代，再快也要将近十天才能收到回信。这次的来信是大哥写的，说父亲很高兴，让我好好抓住机会，万万不可分心。后来大哥对我说，这时父亲已经病情严重，但一直不让在信里告诉我。

我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问部队领导的孩子借来一些课本，复习地点白天是营区后山的一块大石头，晚上是僻静无人的路灯下。北京早已是冬季，外边很冷，但我没有选择。数学没花什么时间；语文花的力气也不多，只是从未学过汉语拼音又怕要考，就把新华字典后面的汉语拼音声母韵母表背了下来。要命的是政治漫无边际，历史地理没学过，我胡乱自己出题，又努力大概其地做出解答。考试前夜，我住进一个招待所，同室有两个中年汉子，先是划拳推杯，高谈阔论，接着便呼噜山响，无休无止。两个晚上，我几乎无眠。考试结束回到连队，战友们开玩笑地说：“大学生回来啰！”而我却神情木然，嗫嚅不知应对。

我写信回家告诉父亲，只要作文不出问题，成绩不会太差。题目好像是要写记叙文，我在部队的生活不能随便写，就写了篇类似于抒情散文那样的东西，不晓得阅卷的人会如何评分？我心里没底。同时我告诉父亲，同考的一个军友，他的作文草稿写了很长，誊抄了一个开头时间就到了，只好把草稿交上去，可那草稿只有他自己才认得出来。我说，我受父亲的教诲，直接在考卷上写作文，写完后还默念检查了一遍。我要感谢父亲！我没敢提我这时已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大哥写来回信，说家里对我有些不放心；说父亲又说了重复过无数遍的话：部队不比家里，要自己克服困难，自己照顾自己，不要惦念我们。

时间在等待与希望中过去。经历了那样一场超负荷的、令人心力交瘁的复习高考，我总得知道最终结果。到了1978年2月，听说地方考生有的已经接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心里焦急起来。中旬的一天，指导员对我说，安下心来吧，你这大学恐怕上不了。并且说，你想啊，考试名额是上边分的，通知书也不会直接到你手里，部队不能没有“组织推荐”这一关。指导员的话让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这等于告诉我别再指望了！部队的纪律教育，强调的是“不该知道的不问”，我虽然听出其中弦外有音，指导员了解背后的更多情况，但服从惯性和卑者思维让我只能听任发落，我甚至认为这样也很正常。我感到苦闷，茫然不知前程，一天天拖着不敢给家里写信，我不想让我的父亲母亲知道我心里的不甘和失落。

3月上旬的一天，指导员突然来到班里，这有点让人意外。他递给我一封信，说，“还是来了，不容易，祝贺你！”是一个大一号的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封口开着。大学录取通知书！是真的吗？确实是我的吗？这时我已无喜无悲，仍担心会有某种力量让它成为泡影。信由某大学招生办公室发出，寄某兵种直属政治处转。我展开通知书阅读，离报到日期仅有不到一个星期了，而它的填写时间却是在一个月前。后来，有知道些情况的人跟我讲，是上级机关有关部门按下我的录取通知书，他们与大学交涉要求换人，那是个所谓有背景的人。大学则坚持分数达标，择优录取。总会有权势者找各种借口以遂私愿，能让他们在原则面前服输退让，标志着社会的某种进步。

反正有段时间没给家里写信了，不如到大学报到后再写。种了半年田，当了两年兵，我又成为大学生了。胸前挂着大学校牌，表达的是一种压制不住的无声炫耀。开学十多天，大哥的回信一下子把我打入了一个恐怖的深渊。信里说：知道你上了大学，父亲露出微笑的神色。但要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父亲病危！头顶一声炸雷，令人猝不及防。我要回去，必须回去。有同学知道后，劝我不要着急，陪我去请假，陪我去买火车票。六千里的路程，中间还要转车，我终于到了南昌。在南昌工作的四叔犹豫着对我说：你听了不要太难过。前天我刚从老家回来，你父亲已经安葬了。噩耗摧心，我不能接受，我还没见到我父亲呢！我嚎啕大哭起来。

我回到了离别两年的家。我跪倒在父亲坟头，情不能已。父亲，我亲爱的父亲，我是多么的想念您，我有多少话要对您说！我回来了，怎么就尘泉两隔了呢？您的恩情，我还没有些微的报答呢！为什么要让我承受如此巨大的不幸？苍天何忍？夺我父亲！

我当时还不满二十周岁，已感数历风霜抽打，心头滴血。时间过去近半个世纪，至今我仍不能直面当时的哀伤。后来，有村人传言，说因为我父亲的坟葬得好，所以我才上了大学。这当然是乡人们的演义。但我惟愿父亲地下有灵，能够永远地荫庇着他的儿子。我虽然自觉精神上负荷不堪，但我一定要倔强坚韧地走下去，用时间来缓解和消融我内心的伤痛和淤积，用时间来证明和歌唱生命的不屈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