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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邓小平逝世24周年,回望我77年的高考

1979年,几位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在登黄山途中偶遇75岁的邓小平,当面表达感谢。图片来自网络
 
我参加1977年的高考是为了两周假期
 
文/李庆曾
 
 
今天是邓小平逝世24周年,他的恢复高考的决策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是1977年10月的一天,我三姐跟我说:“我刚查出怀孕了,今年的高考只能放弃了。你去参加高考吧,咱俩也得出一个大学生啊。”
 
我姐是北京女十二中66届高中毕业生,她的学习成绩从小学一直都非常出色。手臂上挂着两道杠、三道杠是常有的事儿,不像我只当过半年的小队长。当时他们那批老高三的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都已经结束,只等着录取通知上大学了,但是文化革命不期而遇。
 
1969年我俩一起去了内蒙兵团。1973年由于她的出色表现,被团里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参加了那一年的高考。她的成绩在我们内蒙兵团二师是第一名。可无奈的是,那年的辽宁考生张铁生交了白卷。结果不说自明。因此,上大学始终成为她的一个梦。而1977年这次高考又由于怀孕不得不放弃了。
 
当时我在北京市玉器厂做二级工。虽然也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但认为自己上高中一年级时就赶上了文化革命,后来就下乡了。而且从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后的10年中,从来没有再动过中学课本。我这仅仅高一的文化水平,没有学过高二和高三的课程,有什么资格去参加高考呢?所以根本没有产生过参加高考的念头。
 
姐姐动员我参加高考,我开始仍旧犹豫不决。而北京市的一个决定,才使我坚定了参加高考的决心。这个决定就是,凡是参加高考的工作人员,可以给两周的假期去复习功课。
 
当时我已经决定在年底结婚,正在忙于打家具。一边上着班,下班还要做家具,真是又忙又累,缺的就是时间。我就冲着这两周假期,才最后决定报了名。
 
作者的报名照
 
那年的高考要考四门。政治、语文、数学必考,报文科的要考“史地”,报理科的要考“理化”。
 
我选择了文科,并不是由于我不喜欢理工科,而是我当时权衡的结果。我认为自己没学过高二和高三的数理化的课程,仅仅依靠一个月的时间去补习,肯定来不及。而如果报考文科,除了数学以外,不考“理化”而考“史地”。理化那些知识是硬碰硬,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而史地就要灵活的多。
 
姐姐不参加高考了,所以她把一大堆复习材料都给了我。面对着这些复习材料,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宗旨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捡起中学这四年中已经学过的知识,争取少丢分或者不丢分。而没学过的东西,一概放弃。也就是说,要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完全恢复到我上高一时的文化水平。
 
原则确定之后,我仍旧在不紧不慢的一边复习功课,一边在打家具。我上中学时的各科成绩中,数学成绩是出类拔萃的。尽管课本被扔了十年,重新再捡起来好像并没有费很多的功夫。至于高二高三的数学内容,我连看也没有看。心想,如果试卷上出现高二高三的数学的内容,那就坚决放弃。
 
至于语文这门功课,我就根本没有复习任何东西,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复习。
 
当时的青年学生都是关心政治的,没有多花时间去复习政治,只是按照复习材料,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大致背景做了一些死记硬背的工作。
 
这10年来读了一些史书,特别是通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所以在历史的复习中,也是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经过进行了一些清理,也没有着重的花时间去复习。
 
至于地理,随他去吧,不知道怎么复习。只是把初中和高一的地理课本翻了翻、看了看。
 
这样一边打着家具,一边复习功课,即享受到了考前两周的假期,又做好了结婚所需要的全部家具。
 
 
至于在哪里考的试,怎么去的考场,我已经印象全无。政治和史地两门功课,稀里糊涂的就考完了,早就记不起考卷的内容。而数学和语文这两门考试,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拿到数学试卷后,我并没有急于答题,而是先整个浏缆了一遍,发现最后各占10分的两道大题,是我已经确定好应当放弃的范围。于是从第一道题开始,一道一道地往下做。当时我心想,这头80分我是志在必得。
 
数学试卷做的异常的顺利,大概用了一半的时间我就答完了除了最后那两道题以外的所有内容。复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的错误。这时还有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
图片源自网络
 
于是我往下看了一下倒数第二道题,那道题属于数列排列的范围。尽管我没有学过,但是异常的简单。很快就把这道题做完了。接着又看最后一道题,尽管也是属于高二高三的课程,但是同样并不复杂。就凭着所学过的那些数学知识及简单的逻辑推理,就把这道题也做出来了。
 
做完这两道题后时间就不多了,我又做了一下验算。其中一道题的一个数怎么也对不上,我知道里边哪里出了一点问题,但是由于慌乱和时间太紧,尽管发现有问题,但是没有查找出来。这样试卷就被收走了,我感觉有点遗憾。
 
不过总的来说考完数学我还是很高兴,因为原来准备放弃的最后两道大题大致做了出来,这样等于捡回了一、二十分。
 
考完数学出来后,把自己抄下的得数和其他人对了一下。居然有好几道题的结果和别人对不上。由于所有的题我都进行了验算,所以心里还是挺踏实的。唯一担心的就是查出问题,但是没有发现问题出在哪里的哪一道题,不知道演算推理过程正确,但得数出现错误会扣我多少分。
 
记得当时语文试卷中的文法句法部分只占了20分,而作文则占了80分。作文的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这一年我一直在工厂里做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写些什么呢?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那就写自己身边的一些小事吧,什么开始在工厂的时候不遵守记律,通过批判四人帮,觉得应该把丢失的那些时间抢过来,开始向老师傅们学习,认真工作。
作者在工厂时的照片。摄于1977年
 
大概也就是这些内容,洋洋洒洒一直写到快交卷了,才匆匆结了个尾。谁读了我的这篇作文,估计都会感觉平淡无奇,甚至是枯燥无味。
 
谁怪我既没有编故事所需要的充分的想象力,又没有诗人般的浪漫主义情怀,还缺乏华丽辞藻的积累呢?于是开始自我安慰,好歹还是文通笔顺,随他去吧。
 
四门试考完了,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继续上我的班儿,并按计划年底办了婚事。
 
 
试考完了,家具也做好了,婚也结完了,这时才回过头来想起了高考录取的事儿。
 
开始想打听一下高考的分数。记得当时北京市的招生办公室的接待室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办公。我去过两三次,但也没打听出所以然来。
 
后来就听说录取通知书已经发放完了,由于我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所以想肯定没戏了呗。但很快就听说北京市扩大了招生范围,凡是300分以上的,一律录取。于是我又去招生办去打探情况。
 
记得那次见到的是一位四五十岁的女老师,我以前去见过她,她对我也有点印象。这时已在招生的末期,看到她进进出出不停的为考生查询结果,我也上去问她,她记了我的姓名和准考证的号码就到里边去查证。一会儿这位女老师出来笑着说:“没问题,你考的是306分。回去等通知吧。”
 
哈哈,居然我要上大学了。这真是个好日子。
 
但是回去后我既没有跟单位说,也没有跟家里人讲。心想,万一哪里弄错了呢,还是收到录取通知书再说吧。
 
不久后的一天,我正在车间干活,我们车间的书记走到我身后,拍了拍我肩膀,说:“小伙子,你被大学录取了!”说着他就把录取通知书交给了我。
 
啊!终于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旁边的几位老师傅们都纷纷向我竖起大拇指。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心里的这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高考的政治和史地都是70多分。语文的分数最低是67分,和我想象的相差无几。数学的成绩最好是99分,因为那道题的得数错误仅扣了我一分,这完全在我意料之外。
 
我这10年没有动过课本的人,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复习,误打误撞进入了北京经济学院(首都经贸大学)政治经济系。
图片源自网络
 
现在想来,参加高考在我人生中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如果没有姐姐的动员,我根本不会去参加高考。如果是这样,我作为一个工人,一辈子走下来,或者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提前下岗,或者在十几年前按时退休,就像我的许许多多的高中同学或兵团战友一样。
 
高考给了所有人平等竞争的机会。高考给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提供了一条改变社会地位的通道。1977年8月,邓小平在北京主持恢复高考的讨论会议,在场都是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和权威教授。据前科大校长温元凯回忆,他当时提出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感谢邓公的胆识,停顿10年的高考得以恢复,这是千万人命运的转折点,而我幸运地成了其中一位。不过,如果当初北京市没有参加高考给两周假期的规定,那么我会不会参加高考呢?
 
作者简介:
 
李庆曾,一个较真求实的人: 内蒙兵团大头兵、大学扩招幸运兵、改革大潮排头兵、自主创业志愿兵、教书育人义务兵、纪实创作不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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