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邓小平逝世24周年，回望我77年的高考-二湘的N维空间-财新网

1979年，几位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在登黄山途中偶遇75岁的邓小平，当面表达感谢。图片来自网络

我参加1977年的高考是为了两周假期

文/李庆曾

一

今天是邓小平逝世24周年，他的恢复高考的决策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是1977年10月的一天，我三姐跟我说:“我刚查出怀孕了，今年的高考只能放弃了。你去参加高考吧，咱俩也得出一个大学生啊。”

我姐是北京女十二中66届高中毕业生，她的学习成绩从小学一直都非常出色。手臂上挂着两道杠、三道杠是常有的事儿，不像我只当过半年的小队长。当时他们那批老高三的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都已经结束，只等着录取通知上大学了，但是文化革命不期而遇。

1969年我俩一起去了内蒙兵团。1973年由于她的出色表现，被团里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参加了那一年的高考。她的成绩在我们内蒙兵团二师是第一名。可无奈的是，那年的辽宁考生张铁生交了白卷。结果不说自明。因此，上大学始终成为她的一个梦。而1977年这次高考又由于怀孕不得不放弃了。

当时我在北京市玉器厂做二级工。虽然也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但认为自己上高中一年级时就赶上了文化革命，后来就下乡了。而且从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后的10年中，从来没有再动过中学课本。我这仅仅高一的文化水平，没有学过高二和高三的课程，有什么资格去参加高考呢？所以根本没有产生过参加高考的念头。

姐姐动员我参加高考，我开始仍旧犹豫不决。而北京市的一个决定，才使我坚定了参加高考的决心。这个决定就是，凡是参加高考的工作人员，可以给两周的假期去复习功课。

当时我已经决定在年底结婚，正在忙于打家具。一边上着班，下班还要做家具，真是又忙又累，缺的就是时间。我就冲着这两周假期，才最后决定报了名。

二

作者的报名照

那年的高考要考四门。政治、语文、数学必考，报文科的要考“史地”，报理科的要考“理化”。

我选择了文科，并不是由于我不喜欢理工科，而是我当时权衡的结果。我认为自己没学过高二和高三的数理化的课程，仅仅依靠一个月的时间去补习，肯定来不及。而如果报考文科，除了数学以外，不考“理化”而考“史地”。理化那些知识是硬碰硬，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而史地就要灵活的多。

姐姐不参加高考了，所以她把一大堆复习材料都给了我。面对着这些复习材料，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宗旨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捡起中学这四年中已经学过的知识，争取少丢分或者不丢分。而没学过的东西，一概放弃。也就是说，要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完全恢复到我上高一时的文化水平。

原则确定之后，我仍旧在不紧不慢的一边复习功课，一边在打家具。我上中学时的各科成绩中，数学成绩是出类拔萃的。尽管课本被扔了十年，重新再捡起来好像并没有费很多的功夫。至于高二高三的数学内容，我连看也没有看。心想，如果试卷上出现高二高三的数学的内容，那就坚决放弃。

至于语文这门功课，我就根本没有复习任何东西，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复习。

当时的青年学生都是关心政治的，没有多花时间去复习政治，只是按照复习材料，对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大致背景做了一些死记硬背的工作。

这10年来读了一些史书，特别是通读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所以在历史的复习中，也是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经过进行了一些清理，也没有着重的花时间去复习。

至于地理，随他去吧，不知道怎么复习。只是把初中和高一的地理课本翻了翻、看了看。

这样一边打着家具，一边复习功课，即享受到了考前两周的假期，又做好了结婚所需要的全部家具。

三

至于在哪里考的试，怎么去的考场，我已经印象全无。政治和史地两门功课，稀里糊涂的就考完了，早就记不起考卷的内容。而数学和语文这两门考试，给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拿到数学试卷后，我并没有急于答题，而是先整个浏缆了一遍，发现最后各占10分的两道大题，是我已经确定好应当放弃的范围。于是从第一道题开始，一道一道地往下做。当时我心想，这头80分我是志在必得。

数学试卷做的异常的顺利，大概用了一半的时间我就答完了除了最后那两道题以外的所有内容。复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的错误。这时还有大约二十分钟的时间。

图片源自网络

于是我往下看了一下倒数第二道题，那道题属于数列排列的范围。尽管我没有学过，但是异常的简单。很快就把这道题做完了。接着又看最后一道题，尽管也是属于高二高三的课程，但是同样并不复杂。就凭着所学过的那些数学知识及简单的逻辑推理，就把这道题也做出来了。

做完这两道题后时间就不多了，我又做了一下验算。其中一道题的一个数怎么也对不上，我知道里边哪里出了一点问题，但是由于慌乱和时间太紧，尽管发现有问题，但是没有查找出来。这样试卷就被收走了，我感觉有点遗憾。

不过总的来说考完数学我还是很高兴，因为原来准备放弃的最后两道大题大致做了出来，这样等于捡回了一、二十分。

考完数学出来后，把自己抄下的得数和其他人对了一下。居然有好几道题的结果和别人对不上。由于所有的题我都进行了验算，所以心里还是挺踏实的。唯一担心的就是查出问题，但是没有发现问题出在哪里的哪一道题，不知道演算推理过程正确，但得数出现错误会扣我多少分。

记得当时语文试卷中的文法句法部分只占了20分，而作文则占了80分。作文的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这一年我一直在工厂里做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写些什么呢？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那就写自己身边的一些小事吧，什么开始在工厂的时候不遵守记律，通过批判四人帮，觉得应该把丢失的那些时间抢过来，开始向老师傅们学习，认真工作。

作者在工厂时的照片。摄于1977年

大概也就是这些内容，洋洋洒洒一直写到快交卷了，才匆匆结了个尾。谁读了我的这篇作文，估计都会感觉平淡无奇，甚至是枯燥无味。

谁怪我既没有编故事所需要的充分的想象力，又没有诗人般的浪漫主义情怀，还缺乏华丽辞藻的积累呢？于是开始自我安慰，好歹还是文通笔顺，随他去吧。

四门试考完了，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继续上我的班儿，并按计划年底办了婚事。

四

试考完了，家具也做好了，婚也结完了，这时才回过头来想起了高考录取的事儿。

开始想打听一下高考的分数。记得当时北京市的招生办公室的接待室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办公。我去过两三次，但也没打听出所以然来。

后来就听说录取通知书已经发放完了，由于我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所以想肯定没戏了呗。但很快就听说北京市扩大了招生范围，凡是300分以上的，一律录取。于是我又去招生办去打探情况。

记得那次见到的是一位四五十岁的女老师，我以前去见过她，她对我也有点印象。这时已在招生的末期，看到她进进出出不停的为考生查询结果，我也上去问她，她记了我的姓名和准考证的号码就到里边去查证。一会儿这位女老师出来笑着说:“没问题，你考的是306分。回去等通知吧。”

哈哈，居然我要上大学了。这真是个好日子。

但是回去后我既没有跟单位说，也没有跟家里人讲。心想，万一哪里弄错了呢，还是收到录取通知书再说吧。

不久后的一天，我正在车间干活，我们车间的书记走到我身后，拍了拍我肩膀，说:“小伙子，你被大学录取了！”说着他就把录取通知书交给了我。

啊！终于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旁边的几位老师傅们都纷纷向我竖起大拇指。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心里的这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我高考的政治和史地都是70多分。语文的分数最低是67分，和我想象的相差无几。数学的成绩最好是99分，因为那道题的得数错误仅扣了我一分，这完全在我意料之外。

我这10年没有动过课本的人，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复习，误打误撞进入了北京经济学院(首都经贸大学)政治经济系。

图片源自网络

现在想来，参加高考在我人生中只是一个偶然事件。如果没有姐姐的动员，我根本不会去参加高考。如果是这样，我作为一个工人，一辈子走下来，或者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提前下岗，或者在十几年前按时退休，就像我的许许多多的高中同学或兵团战友一样。

高考给了所有人平等竞争的机会。高考给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提供了一条改变社会地位的通道。1977年8月，邓小平在北京主持恢复高考的讨论会议，在场都是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和权威教授。据前科大校长温元凯回忆，他当时提出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感谢邓公的胆识，停顿10年的高考得以恢复，这是千万人命运的转折点，而我幸运地成了其中一位。不过，如果当初北京市没有参加高考给两周假期的规定，那么我会不会参加高考呢？

作者简介：

李庆曾，一个较真求实的人: 内蒙兵团大头兵、大学扩招幸运兵、改革大潮排头兵、自主创业志愿兵、教书育人义务兵、纪实创作不老兵。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