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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溪边鹿鸣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给我转来一篇文章,说的是浦东三林的一位志愿者大姐,倒在了为居民配药的路上。她的名字,好像叫小柯。出事两天了,媒体上、微博上,没有任何关于她的消息,我真希望这不是真的。她究竟是怎么倒下的,社区有什么说法吗?政府有没有对志愿者经济和生命方面的保障呢?我知道有志愿者感染新冠的情况,也有一些志愿者已经被单位裁员而失去了日常的收入来源,难道要让他们流汗又流泪吗?如果这是真的,希望更多人通过此文知道小柯,并可以为她的家庭提供帮助,也通过此文了解更多默默无闻的“大白”和“小蓝”,以及许许多多一直奔跑着、行动者的志愿者们……


 


 

图源朋友圈


 


我住的小区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是一个大型社区,约有2000多户居民。从3月18日宣布小区封闭以来,已经一个多月了。先是不能走出小区,4月1日之后,则是“足不出户“。4月1日,浦西封控开始的日子,我在所属的社区报名了志愿者工作,没有很多的想法,只是想为社区的居民分忧解难,互帮互助一下。我很少加50人以上的大群,当我被拉入小区志愿者群的时候,我发现是个有200多号人的大群,绝大多数都是小区业主,很多人是以楼栋号作为自己的昵称的。
 


 

业主把私家车贡献出来供志愿者临时休息
 

这么多志愿者,一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有点乱,但很快就有志愿者中的“领导”(是业委会主任的候选人,据说是位律师)出来进行管理,按照职能将志愿者队伍分成几个组,分别是:核酸检测组、物资分配组、信息组、关爱老人组、药品组。他们如同一个编外的“居委会”,自动承担疫情期间很多居委会(上海最基层的政府组织,除少量干部编制外,多是聘用人员)的职责。他们有时在群里也会发牢骚,调侃街道下沉干部的做派,或是发布各种资讯(包括“谣言”),然而更多的是做事,解决问题。

我所在的药品组的志愿者组长是位中医,也居住在小区里。3月中旬小区刚封闭的时候,他就开始做核酸组的志愿者了,后来“承包”了药品组,一干就是一个月。他日常的工作就是登记用药,出门配药,有时要出去一整天,跑两三家医院,才能把药配齐。穿着厚厚的防护服,开着自己的车,他每天最开心的是带着一大包药回来。有时因为小组其他志愿者的粗心大意,也会被他时不时“教育”一下,露出医生的本色。业主捐赠的油卡,被他退回了。就在前天,他被自己的医院召回去,开始轮换前面的一波医生,到社区去做核酸检测了。这是我送药回来看到刚从医院配药回来的他还在为各位年长者和慢性病患者登记用药;晚上8点多了还没回家,晚饭也还没吃。
 

药品组志愿者组长
 

非常时期,政府不是万能的,无需过度依赖。我们只能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才能应对这场危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质是理性:巧妙地化解紧张的局面;优雅地传达棘手的问题,自信但不傲慢,勇敢但不鲁莽,慷慨但不挥霍。古希腊先哲的智慧话语,成为我做志愿者的“理论基础”。运用到实际中,就是:不歧视,不盲信,理性应对,互帮互助。
 

这是我送药时的“装备”
 

因从小在医院的家属大院中成长起来(父母都在医院工作),对医疗系统的运作、疾病药品等相对比较熟悉,所以我报名参加了药品组,负责登记社区居民的日常用药,匹配开诊医院,配到药后再打包上门配送。非常时期,一些居民(尤其老年人)的常用药、慢性病药是不能长时间断档的,这个工作挺重要,也需要志愿者十分的认真、细致。
 

我所负责的部分居民的用药需求,很多是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人的用药,还有治疗癌症的靶向药 

 


 

再说点别的吧。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今年2月底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经历了一次“2+12“的校园封控,据说学校有两位学生是当时武汉几位确诊者的”密接“。猝不及防的我,在封闭的学校住了两天,做了两次核酸检测。两天后,我回到了家中进行”居家健康管理“(可以出门,只要不去人群密集处就可以)。那时的上海疾控部门,还有章法。现在想来,仿佛遥远的已经像去年的事。后来是无止境的2+2+2+……,:以及”足不出户“的7+7+...了。

现在,除了做志愿者,我更多的是一个居家办公的老师,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备课、上网课、批改作业、指导论文。这个学期是毕业季,指导修改论文的工作量特别大:三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5篇本科生的学位论文,5篇其他年级的学生论文。线上指导、线上修改、线上复试、线上答辩……每天屏幕时间超过10小时。虽然脑力和体力的消耗成反比,但往往效率低下,时时走神,偶尔拖延(我如今非常理解学生普遍的拖延症了)。谁说线上工作效率高呢?谁说数字化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呢?隔着屏幕,我不知道我的学生,他们真实的状态是怎样的?你们觉得上网课舒服吗? 

我的儿子现在高一,他从3月13日就开始了居家网课的生活。除了做核酸,他基本不下楼,之前我还会赶他下去遛一遛,“足不出户“后,他就越来越爱呆在自己的房间(一个8平米的小天地)里。上课、游戏、社交(主要在B站),甚至有时吃饭,都在他一平米左右的书桌上。作为一个焦虑的老妈,我只有用美食诱惑他出来一下。我说,你的房间现在是”封控区“,出来吃饭算是进入”管控区“,下楼则是到了”防范区“,他就”呵呵“笑笑。这么守规则的零零后,我应该高兴,还是担忧?从小到大,那个爱一天下去很多次的,无忧无虑的孩子哪去了?
 

当然,有一些心理学知识的我,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会习惯把自己封闭起来,又何况在这样疫情的当下。或许,他们退守到自己的小天地中,感到安全,感到快乐,这是他们自己应对危机的方式。两年前,很多初三和高三的孩子在家上网课,当巨大压力和孤独感一起袭来的时候,很多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如今,我可以做的,就是为这些孩子守望、祈祷,并给予最大程度的接纳和包容。当有一天疫情散去,他们走出家门,我希望他们还是那些心中保有诚实和善良的纯真少年。
 


房门上接受物资的袋子写着感谢志愿者
 

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加缪在他的《鼠疫》一书里写道:

“我还是应该告诉您:这一切与英雄主义无关,而是诚挚的问题。这种理念也许会惹人发笑,但是同鼠疫做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诚实。”(里厄医生)

两年前,武汉作家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一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如今,时代的火山灰落到了许许多多上海人、中国人头上了,怎么办?自己拍一拍,互相拍一拍,然后,继续生活吧!是的,生命是最平凡也是最不平凡的;记得,抬头看看太阳,它总在那儿,祂一直在那儿。

只是这个上海的春天,真是“春寒料峭”,今天又开始下雨了。我感到莫名的悲伤……有时,擦干眼泪继续前行,也是需要勇气的。

原标题为《志愿者经历及封控中的日常》

作者简介

溪边鹿鸣,75后,出生于江南小城,在上海学习、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新上海人”。现为上海某高校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一个拒绝成为“精致利己主义者”的用心生活的普通人。个人微信公众号:溪边鹿鸣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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