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只有我的心

文/夏榆，黄永玉

编者按：著名国画大师黄永玉先生于6月13日逝世，享年99岁。黄永玉先生子女黄黑蛮、黄黑妮、李洁琴携孙黄香、黄田今日敬告：我们的父亲黄永玉因病于二O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三时四十三分离去。我们尊重他的意愿：不举行任何告别、追悼仪式。

黄永玉1924年7月9日（农历）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祖籍为湖南省凤凰县城，土家族人。他是中国国家画院院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艺术家。黄老是木刻、绘画、文学皆精通的全能艺术家，曾创作中国生肖邮票开山之作——庚申年猴。黄老先生一路走好！

2007年新岁来临，八十三岁的黄永玉宣布要戒掉画画，开始续写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其时也是黄永玉的随笔集《比我老的老头》增补再版之时。《比我老的老头》讲述的是十七位文化老人在1957年之后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写沈从文的《这些忧郁的碎屑》，写钱钟书的《北向之痛》，写李可染的《大雅宝胡同甲2号安魂祭》，写聂绀弩的《往事和散宜生诗集》，写陆志庠的《不用眼泪哭》，或感伤，或沉郁，或愤怒，或达观，或超脱。黄永玉以炽热、痛楚而悲悯的心为师友画像。黄永玉在《为什么老头儿号啕大哭》的序文中追问道：“为什么人都要在自己亲身受到磨难后才清醒过来呢?如果不受到磨难还有这种清醒的可能吗?”

2007年2月10日下午，晚冬的北京东郊天色铅灰，“万荷堂”园林也是枝叶枯寂，一片萧索。进入“老子居”广阔的厅堂，却是鸟语花香生机盎然。头戴黑呢帽、身穿中式衣褂牛仔裤的黄永玉手持烟斗，斜坐在木椅上接受专访。

“老子居”裡的“老子”

除了睡眠，黄永玉行走坐卧之间都叼著烟斗。

这辈子

吻谁也没有吻你多

每天起码一千次

一种冒火的冷吻。

冷的吻

那时代

唉！情感的贫困

配给温饱

配给笑

配给爱，还要驼背弯腰挂块牌。

这是以“老子”自居的黄永玉写给烟斗的一首诗。

1924年，黄永玉出生于湘西凤凰的一座山城。1937年以前的凤凰人，自由、放荡，将幻想和生活上最现实的部分糅合。湘西那个小小山城不知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以至黄永玉和表叔沈从文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著小小包袱，顺著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

受表叔沈从文的影响，黄永玉穿过洞庭去闯荡世界，江西、福建、上海、香港、台湾，辗转飘零；1953年受表叔沈从文的召唤从香港回到大陆，开始他命运多蹇的生之旅途。

黄永玉在他的自述文字中说：“从文表叔许许多多的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切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所以他能写那么多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

黄永玉画作，来自网络

[黄永玉口述 ]

现在我多半时间住在 “万荷堂”。

早上七点钟起床，漱洗完，吃早点。随便吃一点。吃完早点看看电视，上厕所，然后工作——画画。十二点吃午饭，吃了饭再画画，十八点钟吃晚饭。晚上看看电视，看看影碟，睡觉之前看看书。就是这样。时间过得很快。

偶尔会有好朋友来，以前是丁聪、王世襄、黄苗子、张仃这些老友，现在老朋友也都老了，出门不便。要有朋友来就是在下午，有时候放下工作，有时候不放下。晚上大家一起吃吃饭，聊聊天，朋友们回去。很少出去玩，出去玩可惜了。不要说在中国，到国外去我也很少玩，大部分是画画，写东西。

我不是一个喜欢应酬的人。八十多岁了，一天到晚还那么活跃，怎么可能呢?有这个时间空间，也没有这个精力。还不如利用时间，多做点事情，写写东西。写东西总是受画画的干扰，要把画画的时间尽量安排好，保证写作的时间。我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不喜欢应酬，即使能躲过开会和应酬，也还是没有时间写作，总有什么事情打扰。不过马上要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了，再不写来不及了。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不是自传，就是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串联起来写。“无愁河”，就是没有忧愁的河流。因为我们家乡的上游有一条无伤河，我把它改成无愁河。借用这个名称写我从童年到今天，我经历到的、看到的、体验到的，不是历史，没有编年。

写历史不是我的任务。我的经历恐怕别人也没有过，从小到处跑，一直到解放后回到内地，近一个世纪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认识了那么多人，有那么多感悟和体验，这些别的人很难碰到，要不写出来就可惜了。

现在不画画了也可以，要是这些故事不写出来，就可惜了。第一部分写到四岁就写了二十万字，就这样往下写，写到八十岁。没有提纲，就是信笔往下写。

现在画画对什么题材感兴趣？每个画家都有对题材的专注点、擅长点。我这个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也有好处，好处就是不受任何约束。想到什么画什么，生活裡头，书本裡头，见闻裡头，看到、听到的都会画。我画画之外，也做雕塑，搞木刻，也写东西，就是这样。这不是一个专业人的做法，专业的人就不一样了，搞研究的，一辈子做研究；写小说作诗的，一辈子写小说作诗。就像铁匠就打铁，银匠就打银子。我这个是修补破铜烂铁、挑著个担子满街串的人。

我主要的收入就是卖画，收入维持生活够了。卖画主要在香港和国外，像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东南亚一带。买画的人不一定都是专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也很难说你买我的画，我要调查你的出身什么的，谁要买画就买。我的画也不是纯粹的中国画，纯粹的中国画也就是中国的文言文，人家还不一定看得懂，太前卫了也不行，我的画可能对他们的胃口。在国外也不敢说有什么影响力，人家愿意买画就是。画能卖到多少钱？这个问题人们一般不会说。维持生活没问题了。

我从来没有跟什么拍卖行发生什么关系。有过一次，就是前年，荣宝斋拍卖过一次我的画，拍卖完了，结果那个买画的人让抓起来了，据说是一个黑社会的，后来又把画还回来了。我的画还被偷过，也被追回来。

艺术家跟画廊、市场的联系，是艺术生产的惯例。以前就是这样，从印象派，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都有画家的经纪代理。我用不著代理，别人买的画，都是辗转找来的，包括仿作我的画，也是在个人之间卖来卖去的。我没有经纪公司，没有代理。不少画家有经纪公司吹吹捧捧，我不太好意思做这种事情，也可能没有这个本事。

不是有意标榜，一是没有时间，再就是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了，用不着弄很多的钱。好好的做点别的事情，读读书，写写东西，跟好朋友聊聊天，可以了。挺好的。

现在已经不像过去的年代，过去的年代动弹不得，你连画画的权利都没有。

斯巴达式的精神磨难

黄永玉被很多朋友看作是“纯真的人”——在严酷的时代保持了纯真品格的人。

黄永玉自己则说：“我是个受尽斯巴达式精神折磨和锻炼的人。并非纯真，只是经得起打熬而已。剖开胸膛，创伤无数。”

1953年，黄永玉和妻子梅溪、儿子黑蛮一起从香港回北京，时年黄永玉二十九岁，儿子七个月。促使黄永玉回北京参加工作的除了自己的意愿，还有就是表叔沈从文。

黄永玉从北京老火车站坐著马车到沈从文在北新桥的大头条寓所，那是座宽敞的四合院。但北新桥的生活其实从物质到精神都是慌乱的。其时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每日上千种文物过手，每日用毛笔写数百标签说明。

1954年、1955年日子松动得多，对沈从文和黄永玉来说都不算难过。真正使他们受到考验的是1957年之后的岁月。

“‘反右’了。‘反右’这个东西，我初以为是对付青面獠牙的某种人物，没料到罩住我许多熟人、我心目中的老师和长者、好友、学生。我只敢在心裡伤痛和惋惜。在我有限的生活认识中颤抖。”黄永玉说。

“不停地‘改过’，不停地‘学习’，不停的‘检讨’和‘认罪’，虚掷掉几代文化精英们的生涯，挑起他们相互的怀疑、窥探、残杀、咬嚼，把仇恨当饭吃的情绪。”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咏林冲的两句诗成了黄永玉在那段时期全部生活的悲欢写照。

黄永玉画作，来自网络

[黄永玉口述 ]

“文革”前我的住处是一间大房和一个小套间。房子不算好，也算满足。跟我一起住的，很多是我尊敬和景仰的长者。

1967年，中央美院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到教授、副教授、讲师和想象得出来的一些人，再加上一两个贪污犯，都成了“牛鬼蛇神”。美术学院版画系长长的胡同两头一堵，装上木闸子，就成了天生的一所监狱。美术学院加上美术家协会托管的“牛鬼蛇神”总数加起来刚好是梁山水浒好汉的一百单八。日子很不好过，劳累、痛苦、羞辱、恐惧，牵肠挂肚地思念家人和朋友。

家被查抄，所有的文物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唱片、字画、书装了六车。批斗会上，被人用鞭子抽得背上的血往衣服上揭不下来。

在“牛棚”，每天一人轮流值班到大厨房为大家打饭。“牛鬼蛇神”不准吃好菜，米饭馒头倒是一样。馒头每个二两，吃三两的就是一个半。那半个馒头由值班的负责，将一个二两的馒头掰成两半。这件事，李可染一直做不来，发抖的手总是将两半馒头弄得一大一小，而且悬殊到当时觉得可怕现在觉得荒唐的程度，李可染先生为这个经常被看管的人训斥。

李可染先生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动荡，那么凶恶的迫害。一大家人等着他料理照顾。我的一个学生，一个形象长得像粒臭花生的年轻人，极为凶恶残暴。就是这一类中山狼使没经过恐惧和欺诈的李可染先生丧魂落魄。他已经高血压好多年了，命令他站起来说什么的时候，连手臂、嘴皮都在颤抖。

李苦禅先生当得起是一个好汉，他的工作是清扫垃圾。他有练功的底子，什么侮辱也压不倒他。什么担子他也挑得起。七十岁的老人，一举手，几百斤的垃圾一下子倒进了垃圾坑，就跟没事一样。

动乱初期，我是真诚地认了罪的。喜欢“封、资、修”文学、音乐，喜欢打猎，还有许多来往频繁的右派朋友。但是慢慢地我就不老实了，我最不老实之处就是善于“木然”，没有反应，没有表情。我想老子就是不让你看到内心活动。那时我有恃无恐，压人的几座大山，历史、作风、家庭出身在我身上已经没有影响。

1971年，我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参与北京饭店的《长江万里图》大型壁画的创作。创作组成员有画家吴冠中、袁运甫、祝大年。四人赴长江两岸写生尚未结束，北京开始了批黑画运动，我们应召返京，壁画创作组解体。没想到我的作品又被列为“黑画展”第一名，受到批判。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有一次在钓鱼台吃饭，廖承志同志问过我怎么跟“四人帮”斗争的?

我说我怎么敢跟他们斗争呢，最好是他们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我就很好了，我哪里敢跟他斗争？当时因为“猫头鹰”事件、“黑画”事件，我受到伤害，好像受到伤害是一件值得吹牛的事情。我只能说幸好江青没有对我好，要是她喜欢我，我怕控制不住会做多少坏事啊?我跟廖承志同志说，我是这样看的，我顶多没有求饶。廖承志说不求饶也是一种斗争！生活就是这样，在太平年月人性都难以琢磨，何况社会动荡时候，更难预料。

怎么看过去的生活？世界的历史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人类有几千年前的痛苦，只不过没有记录。惶恐、折磨，有时候就是人的常态。生活是一个很完整的过程，充满伤痕的生活也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人生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只有新社会的经历，还有旧时代的体验。现在看当年人性的扭曲，也是应该谅解的。能怎么样？人不愿意宽恕罪恶，不宽恕的最好办法就是别忘记，但是你可以谅解。在法国的时候，我去过巴黎圣母院，在圣母院的附近有一个纪念馆，那是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难者的。法国诗人阿拉贡的诗句就刻在纪念馆正门上，他说：可以原谅，不能忘记。

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脱办法吗？没有。仇恨没有用，报复也没有用，对犯下罪行的人，你就是鞭尸也解救不了你所遭遇的磨难给你身心带来的创伤。你还是要面对生活。在外国有一个格言说：“别去记仇，记仇影响你对生活的判断。”这是对的。我们经常说新社会旧社会，把它分得那么清楚，实际上那个新的里面，有好多旧的东西，那些旧的让我们害怕的东西，换一个面貌再来，就像中国的封建思想，几千年来总是变换面貌出现。所以有人群围攻妓女拿石头砸妓女的时候，耶稣说：如果你们自己不犯奸淫你们就可以打她，结果再没有人敢打。就是这样，面对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人从历史的角度想问题就能看开一点。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什么我不感觉忧愁，就是在任何一个情况下，我都能排解困难。我也曾哭过一次，忍不住地热泪滂沱，头埋在被子裡，那是读到巴尔蒙特诗句的时候，他写道：“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世界。”读到这句诗的时候我哭得像小孩子。

本文为《夏榆文化访谈录》节选，有删节，经作者授权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