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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许渊冲先生辞世:“诗译英法唯一人”,他破解了中西方的语言文化密码

许渊冲 图源网络
 
 
文/郑周明
 
刚刚北大官微发布,我国著名翻译家、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于6月17日晨在家中离世,享年100岁。
 
就在两个月前的4月18日,许渊冲迎来了自己的百岁寿辰,北京大学举办了“许渊冲先生翻译思想与成就研讨会”为其庆贺。许渊冲先生出席了研讨会,还以“关关雎鸠”和“三民主义”的翻译为例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表达了不同文化语境下翻译思想的交融与通达。
 
许渊冲先生是中英法文化的桥梁,是国际最高翻译奖项的获得者,是百岁之际仍在向翻译事业攀登的文化老人。他走过的如歌岁月,他的百余部翻译巨著,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精神瑰宝。
许渊冲文集 图源网络
 
他的文学情结与翻译开启于青年时代的西南联大。1939年,许渊冲翻译了第一首诗。这一年对他来说是一场奇遇:良师遇上了钱钟书,益友遇上了杨振宁。那时,西南联大有“五大才子”,号称“文理法工五堵墙”,其中“文”就是指许渊冲。
 
联大求学期间,颇具语言天赋的他在俄文、莎士比亚、法文等科目上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翻译功力也日渐长进。联大毕业后,他前往法国巴黎继续求学,31岁之际归国在大学执教,同时继续着自己对翻译事业的热忱。到1958年,他出版了英译中《一切为了爱情》、法译中《哥拉·布勒尼翁》、中译法《农村散记》、中译英法《毛泽东诗词》,成为我国将中国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第一人。此外,他翻译的《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约翰·克里斯朵夫》等作品都是能够给人们提供精神成长价值的世界经典名著。
 
2007年,他曾被医生诊断为直肠癌,断言只有7年可活,2014年他却神采奕奕地站在领奖台上,成为摘得“北极光”杰出文学奖的首位亚洲翻译家,“北极光”奖评价他是“中英法文化沟通的桥梁”。
“北极光”颁奖现场 图源网络
 
退休以后的许渊冲,每天在那里对着台式电脑,从晚上十点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晚上对他而言是黄金时段,是“高产期”。在近期上映的纪录电影《九零后》中,他以百岁高龄依然勤奋翻译着莎士比亚和王尔德的作品。该片导演回忆说她印象最深的是许老喜欢晚上工作,“我在想象他们那栋楼的灯光,凌晨就只有这么一束光亮着,那就是许渊冲的家。”
“延长白天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从夜晚偷几点钟。我现在就是每一天从夜里偷几点钟来弥补我白天的损失。”这就是许渊冲,喜欢吃汉堡、喝可乐,喜欢从夜里“偷时间”,爱在园子里赏景,名片上印着“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说自己是“狂而不妄,句句实话”。他见证了百年中国的崛起,带着永远未尽的翻译事业离去。
 
下面这篇文章选自他新近出版的《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让我们进入翻译家许渊冲青年时代的求学回忆,为我们共同的文学理想,以作恒久怀念。
 
“大一国文”课堂上,居然亲耳听到朱自清先生讲《古诗十九首》,真是乐何如之!
 
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11时到12时,地点在昆华农校的三楼。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鲁迅的学生魏建功讲《狂人日记》,还有罗常培、唐兰等教授也都各展所长,学生大饱耳福。
抵达第二天,听作家茅盾讲课的笔记
 
记得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先生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千古名句,写出了人民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捻捻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须,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陈梦家讲《论语》,讲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挥动双臂,长袍宽袖,有飘飘欲仙之概,使我们知道了孔子还有热爱自由生活的一面。有一个中文系同学开玩笑地问我:“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个结了婚?”我不知道,他就自己回答说:“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论语》上都说了。”
 
许骏斋讲《左传·鞍之战》,他身材高大,讲得栩栩如生,使人仿佛身历其境。刘文典讲曹丕《论文》,一边讲一边抽烟,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一句。他当过安徽大学校长,见蒋介石的时候,他不称呼“蒋主席”,而称“蒋先生”,被蒋关押起来。
 
罗庸等等讲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罗先生说这首诗被前人誉为“古今七律第一”,因为通篇对仗,而首联又是当句对,“风急”对“天高”,“渚清”对“沙白”;一、三句相接,都是写所闻;二、四句相接,都是写所见;在意义上也是互相紧密联系,因“风急”而闻落叶萧萧,因“渚清”而放眼滚滚长江;全诗融情于景,非常感人,学生听得神往。有个历史系的学生,用“无边落木萧萧下”要我猜一个字谜;我猜不出,他就解释说:“南北朝宋齐梁陈四代,齐和梁的帝王都姓萧,所以‘萧萧下’就是‘陈’字;‘陈’字‘无边’成了‘东’字,就只剩下一个‘曰’字了。”这就是当年联大学生的闲情逸趣。
 
浦江清先生讲李清照的《武陵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他说:“用船载愁还载不动,形容愁多,真是妙想天开,出人意外。后来《西厢记·送别》:‘泪填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量这般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宋词。”
《许渊冲经典英译古代诗歌1000首》
 
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文化,五十年后,我把《诗经》三百零五篇,《古诗十九首》,《唐诗》一百五十首,《宋词》一百五十首,《西厢记》四本十六折,译成格律体的英诗;又把《唐诗》《宋词》各一百首,译成押韵的法文。回忆起来,不能不感激大学时代教我《诗经》的闻一多先生,教《古诗十九首》的朱自清先生,教《唐诗》的罗庸先生,教《宋词》《元曲》的浦江清先生等,但现在却是“英魂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了。
 
记得联大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先生1939年8月2日在昆中北院做过一次学术讲演。他的头发胡须都长,有个哲学系的同学写了张大字报,慨叹昆明的理发匠要失业了。冯先生讲的是《中和之道》。他说:“一个人可以吃三碗饭,只吃一碗半,大家就说他‘中’;其实吃三碗才算‘中’,‘中’就是‘恰好的分量’,四碗太过,两碗太少。‘和’与‘同’的分别是‘同’中无‘异’,‘和’中却有‘异’,使每件事物成为‘恰好的分量’就是‘和’,这就是‘中和’原理。辩证法的‘由量变到质变’是‘中’,‘由矛盾到统一’是‘和’。”冯先生这番话对我很有启发,我本来少年气盛,争强好胜,这时才明白:尽其所能,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实现自己的价值,才是做人之道。
 
哲学系为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开《逻辑》课,教材金岳霖先生编的。冯先生说《逻辑》是“语经”,是思想的规则,规则是人人应该遵守,实际上也遵守,只是不能完全遵守的;金先生的思想却最遵守规则。他不但逻辑严密,而且语文准确,提出过翻译有两种,一种是译意,一种是译味,对我颇有启发。金先生热恋女诗人林徽因,林先和徐志摩相爱,后和梁思成结婚,金却因此终生独身,在联大传为专情的美谈。1949年4月28日,我曾把林徽因悼念徐志摩的新诗《别丢掉》译成韵体英文,这是我译的第一首诗歌,后来登在《文学翻译报》上。
 
历史系为外文系一年级学生开《西洋通史》,讲课的是皮名举先生,教室在昆华农校二楼西头。他说不学本国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学西洋史又不知道中国的落后。他把西洋史分为五个时期:一是公元前的根源时期;二是公元后4世纪起的萌始时期,这是西方各民族迁移、开化的时代,而据《诗经·大雅·公刘》中记载,我国周民族的迁移早在公元前18世纪就开始了,相差2000多年;三是公元10世纪起的滋长时期,也就是封建君主和教会统治的时期,东方封建统治更早,宗教力量更弱;四是14世纪起的变革时期,也就是专制君主统治,世俗开始取代教会势力的时期,这时西方开始赶上东方;到了19世纪开始的扩大时期,西方科学发达,中国就落后了。对比一下,可以知道中西双方应该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建设新的世界文化。他讲古代史时,把埃及女王克柳芭叫作“骷髅疤”,说她的鼻子假如高了一点,罗马大将安东尼就不会为了爱她而失掉江山,西洋史也要改写,讲得非常有趣。1943年我把埃及女王的故事译成中文,那是我翻译的第一个剧本。
许渊冲译《王尔德戏剧精选集》
 
大一时我还选修了浦薛凤、张佛泉先生的《政治学概论》。张先生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这使我后来想到:一个句子并不等于句中所有的字,所以我翻译时,不但要译句内之词,还要译言外之意。
 
我在联大读外文系,教“大一英文”的,上学期是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先生,下学期是钱锺书先生。叶先生在欧美留学时,得到英国桂冠诗人艾略特(钱先生译为爱利恶德)、美国桂冠诗人弗洛斯特赏识,自恃很高。二十几岁回国,他就是清华、北大的教授,在清华教过钱锺书的大一英文。对才华超过他的钱先生,他当时就挖苦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他对学生很严,上课不太讲解,但讲词汇的用法,却很精彩。他讲赛珍珠《荒凉的春天》时,物理系学生杨振宁问他:“有的过去分词前用be,为什么不表示被动?”这个问题说明杨振宁能注意异常现象,已经是打破“宇宙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奖的先声,但叶先生却不屑回答,反问杨振宁:“Gone are the days为什么用are?”杨以后有问题都不直接问他,而要我转达了。
 
叶先生考试也很严,分数给得又紧:一小时考五十个词汇,五个句子,口答五个问题,还要写篇英文短文;结果杨振宁考第一,才得80分;我考第二,只得79分;而别的组却有八九十分的。叶先生后来在南京做外交部长,我出国前去看他,他劈面一句话就是:“你要出洋镀金去了。”叫我下不了台,只得答道:“老师已经镀成金身,学生只好去沙里淘金了。”有人说叶先生太“懒”,看来不无道理,因为胡适要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不有翻,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
 
钱锺书先生教我的时候才28岁,刚从牛津回国。他在清华时上课不听讲,而考试总是第一的故事,在联大流传很广,使我误以为天才是不用功就可以出成果的。《大一英文》是陈福田先生编选的教材。钱先生1939年4月3日讲的一课是《一对啄木鸟》,他用戏剧化、拟人化的方法,把这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已经显示了后来写《围城》的才华。他讲到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知人善任”,使我更了解西方的“民主”,但他认为“民主”的原则不能应用于文学批评,也就是说,不能根据读者的多少来衡量文学作品的高低。他还讲过一课《自由与纪律》,大意是说:人只有做好事的自由,如果做了坏事,就要受到纪律制裁。这使我对“自由”的了解更深入了一步。6月12日考试的时候他只要求我们一小时写一篇英文作文,题目却不容易:《世界的历史是模式的竞赛》。和叶先生比起来,他更重质,叶更重量;他更重深度,叶更重速度。
 
1939年秋,我上外文系二年级,听了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吴先生是古典主义的外表,却包含着浪漫主义的内心。他上课非常认真,一丝不苟,连学生的座位都按学号排好,记得坐前排的全球化一样体系总分最高的才女张苏生,演过曹禺《原野》女主角的张定华,后来译《红与黑》的赵瑞蕻,赵的未婚妻杨静芦(杨苡)也对过《呼啸山庄》,按学号应该坐后排,吴先生却照顾她坐在赵旁边,这也可以看出他的浪漫主义精神。中排坐在我旁边的是联大校花高训诠(世界闻名的建筑大师林同炎的未婚妻),还有英语说得最好、代表中国童子军见过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罗宗明。当时在美国《诗刊》上发表过英文诗的李廷揆,《九叶集》诗人杜运燮(他们两人是小李杜)等却坐在后排,真是“才子佳人”,济济一堂,井井有条。
《许渊冲:永远的西南联大》
 
吴先生上课时说:欧洲文学,古代的要算希腊最好,近代的要算法国最丰富;他最喜欢读卢梭《忏悔录》,认为卢梭牵着两个少女的马涉水过河那一段,是最幸福的生活,是最美丽的描写。这引起了我对法国文学的兴趣,后来去了巴黎大学,回国后又把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普鲁斯特、罗曼·罗兰等法国作家的名著译成中文。吴先生还教过《浪漫诗人》和《中英诗比较》两门课。他依照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哈罗德公子游记》写了一篇中文长诗;他赞赏雪莱的名言:爱情好像灯光,同时照两个人,光辉并不会减弱;他说济慈一行诗里有声有色,有香有味,感染力强。他并要我们多背英诗,这使我后来具备了诗词英译的才能,并在北京大学开《中英诗比较》课;不过,吴先生是用汉语讲唐诗宋词,我却把诗词译成英文了。才谈到1939年,已写了4000字,只好以后再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为文学报新媒体编辑郑周明,本文转自微信公号“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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