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桌上有盆吊兰，阳台上也有一盆。花钵很精致，应该最初不是养的吊兰。但我已经忘记它当初来到我家时是长的啥模样了，我似乎一直在刻意忘记它。

但今天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再不去想，因为有个姑娘选择协助死亡，大家都在谈论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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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花盆是跟我同事二十年，又做邻居近三十年的朋友，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送给我的，她那时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些花儿。

她去世快两年了，那时她患肺癌刚好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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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其实应该活得更久，但因为她复发时是2019年底。肿瘤医院已经安排她过完春节就去住院治疗，却遇到疫情。

武汉是首发地，每天都在死人，各种各样的病人。大部分是新冠，也有基础疾病没法就医的，确切知道的是一个需要透析的肾病患者自杀。

H姐因此也被一再拖延，因为连肿瘤医院也被用于收治新冠患者。

这样一直被拖延了整整半年，要知道她不是始发，而是复发啊，十万火急！！

我们都为她担心，她弟弟每天给我转发官方公布的新冠数据，分析峰值，回落，清零，如同迷恋股市时，分析那些K线。但这些盼望毫无意义，人终究拗不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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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2002年单位例行体检时发现肺部问题的，那时我已经调到新单位，但还是住原单位宿舍。她从七楼下到六楼我家里，给我看体检报告，说也许是结核。

我当时很着急（我一向是个急脾气）有点想骂她，但还是忍住，只是催她立即去协和医院，一天也不能等。因为她说头年体检就有疑问，那时体检都是拍胸片，ct做不起，所以判断困难一些。

她第二天就去协和医院做了ct，并马上被收治。

我去看她时，手术已经过去几天了，转到了普通病房，她比我想象的状态要好。

而那时，我心里是有很浓重的阴影的。因为这之前，单位已经有好几个肺癌病人了，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似乎是各种癌症高发期，我们单位癌症发病率达到恐怖的百分之十几。

那几个肺癌病人中，有的选择了手术，但还是不久就走了，亲人于是很怀疑手术。有的就不选择手术，但也走了。

那时没有微创，肺癌手术创面很大，要把半边前胸骨都揭开，这是她恢复后给我看的，把我吓得要命。

手术后的她说话都很吃力，只有脸上的微笑安慰到我。她家人给我介绍了病情，说是高分化啥的，我听不懂，只是望文生意，更不敢多想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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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后她又转院治疗，我没去那个医院看她，总觉得那里的气氛让人压抑。但给她打电话，总感觉她情绪很好，即便那些吐啊，掉头发啊，她说起来并不沉重，甚至还开几句玩笑。

治疗结束后回家，好像还长胖了。并且就看到她开始打扫她那一层楼梯，在转角处用那种大缸种了一株葡萄，还有好几种花草。

她领我去看阳台，更是安排得错落有致，没有一点闲处，却又并不拥挤。还有客厅的整面大窗户下，沙发的茶几上，都是精致得我不知道名字的花草。

仔细瞧，花盆里收拾得极其干净，没有一棵杂草，用的都是那种黑色松软的腐植土。这让我很惊叹，也很惭愧，我也是爱花的人，却总是把它们弄得乱七八糟，恣意张扬，与杂草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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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八层楼并没有电梯，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把养花的土啊，肥啊，花苗树苗啊搬上来的，估计家人帮忙吧。

她养花越来越精细，慢慢地，草本基本换成了木本，小盆换成了大盆，还有修剪得有模有样的盆景。尤其那盆腊梅，枝干遒劲，花朵密集，造型优雅。柠檬，石榴，梨子，葡萄等等，都结果了，她不摘，放在树上看。偶尔也在朋友圈里晒。

好像不知不觉，她就越过了五年，十年，十五年。我们都已经忘记她是个病人了，楼上楼下的串门打牌，争得面红耳赤。

她还很会做饭，有时串到她家里去蹭一顿，她不厌其烦的告诉一些方法，我却一个也没学会，她就把她做好的给我送下来。

2020年的半年拖延，对她是致命的，她却没有怨怼，更没有仓惶，在满城笼罩的死亡气息中，她只是耐心等待。

等到入院再检查，已经转移了，手术不再可能，她接受了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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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反复住院，只能在她出院的间隙去看望，这次是真的呈现出病态：廋弱，气力不足，只有平静的微笑一直还在。

那些花儿也一直在养，搬不动了，侄儿给她做了个拖车，冬天有些花要从阳台拖到客厅避寒，春天又要拖出去。

以为像第一次一样，以她的毅力和开朗还是会恢复。但有一天给她打电话，感觉声音嘶哑，赶紧问她病情，她说又住院了，这次可能扛不过去。说时却一如既往的平静，总是像在说他人的事情。

我于是再去医院看她。就是那一次，她说要把几盆最好的花儿送给我。我因此有了不祥的预感，但我答应下来，我隐约觉得，那些花儿就是她生命的延续。

很快，她家人就开车送过来她亲点的几盆，那时我还盼望只是帮她养护，总有一天会给她还回去。

可是，没几天，她家人发来微信，说她过世了。且没有常见的那种疼痛，也基本没有断食，更没有任何抢救，就是很安详的走了。

她一直很爱干净整洁，妹妹于是在她身子还软和时为她全身抹洗了一遍，换上她指定的衣服，然后由红十字会将她接走。

她在很多年前就签订了捐献遗体的协议。

H姐过世后只在家里设了灵堂，那天去祭拜她时，怎么也忍不住眼泪婆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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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虽然一直乐观对待病痛，但我也知道那时候，她同样遭遇《我不是药神》中那些困境。

记得她给我说，一万多的药实在吃不起，九十年代单位是全部报销的，现在却一分也不报。她打了申请，也没有下文。亲戚们也在不断地无偿资助，但她不忍心啊。

我着急的说，你一定要吃贵的，钱我来想办法。说的时候我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主意，因为那时，我原单位已经有几个年轻同事辞职创业，且做得非常好。以我们过去在单位共事的感情，还有H姐当时做财务科长的正直，我想他们一定会伸出双臂。但她根本没让我说就断然拒绝了。

那时癌症药价高企，企业职工医疗和养老保障基本是杯水车薪，社会上的众筹也没有开始，遇到每次买药一万多的情况，没有谁能够长期承担。

但她始终没有泪，她不仅接受疾病，也接受所有的冷漠和不公。

我想，要是那个年代社会更公正一点，2020年的封控更兼顾其他重症病人一点，她或许还能坚持几年，不幸都被她赶上了。

她只能在重重压力中，不屈服，不放弃，也不刻意追求生命的长度，到了她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时，平静的走向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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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因为沙姑娘的生命观，引起大家热烈讨论，我尊重每一种观点，因为那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没有高低对错之分。

只是我又想起了这个与疾病抗争了二十年的同事，她的不屈服同样让我铭记。

也想起来一个在上世纪末得了肝癌的长辈，他在同济做过手术后，几乎每年复发，但他始终很乐观。甚至第二年复发在同济住院时，我去看望他，他还开玩笑说，你没想到吧，今年我肝上长的是一串葡萄。

他也是抗争了二十年，最后居然在家里去世，头天晚上还吃了晚饭。不过，那年春节时，他就让儿子做好准备，说他可能熬不住了。可见他的熬自己是一清二楚的，只是他从来是默默的扛住。

这也是一种生死观，我敬重他们！

惭愧的是，那些花儿，那棵H姐最中意的腊梅，都在我的手里不知所踪。幸亏花盆还在那里，那上面有曾经的主人留下的期望，花盆里也在继续着活泼的生命，虽然只是兰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