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天的上午，带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年前出版的《胡适的声音：1919-1960胡适演讲集》一书，在清冷的空气中，直奔香山而去。

带这本书的目的，是想利用等车、等饭的空闲时间，读完其中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这篇（以下简称《一个看法》）。这篇文章是1954年胡适在台湾大学所做的一次演讲的演讲稿，在不同版本的胡适著作集中，有不同的标题。广西师大出版社将书中收录的26篇胡适演讲分为五类，《一个看法》被归为“为学篇”。

其实，这篇演讲的主题，并不是探讨治学方法的，准确地说，它的主题，是中国古代两千年的政治思想。而在1954年的台湾，胡适选择这一演讲主题，不但大有深意，也是颇有智慧与勇气之举。

此时的台湾，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从大陆败退到宝岛才五年的国民党政府，如惊弓之鸟，钳制思想自由，施行高压统治。远在美国的胡适，对台岛的政治与社会氛围，并不隔膜。在这一背景下，胡适这次演讲中的寄托，便不难理解了。

演讲中，胡适将威权与自由的冲突，看作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要脉络，而二者在不同时期的进退消长，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他认为，在威权与自由的冲突中，有四件大事，塑造了不同的政治思想与历史样貌。

第一件，是以老子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出现。严格说，老子强烈反对的，是大政府，他反对“太多的政府、太多的忌讳、太多的统治”。胡适认为，老子的这一思想，是中国在世界上的一个最大的、最有创见的贡献。

第二件大事，是孔子、孟子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的出现。这种哲学，教育人参与政治，参与社会，要有人格的尊严，所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第三件大事，是商鞅为代表的极权主义思想的得势。在这种思想下，焚书坑儒，钳民之口胜于防川，禁止私家教育。它造成了秦帝国短暂的崛起。

第四件大事，是奉行商鞅思想、建立了警察国家的秦帝国短命而亡，无为政治思想开始得到实验，为大汉帝国带来四百二十年的安定与繁荣，也为几千年来的中国政治带来安定。

胡适

胡适高度推崇老子的政治思想，特别阐述了老子的这段话：“太上，下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意思是，最好的政府，人民不知道有政府的存在。比较次一等的政府，人民亲近它，称誉它；第三等的政府，人民畏惧它；第四等的政府，人民看不起它。胡适认为，老子倡导的不干涉主义政治思想，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思想文化的民族都要早。

演讲的最后，胡适对汉朝早期的无为而治政治实验再三致意。他说：“由于汉朝这七十年的有意实行的无为而治，才造成了四百年的汉帝国，才留下无为而治的规模，使我们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都受了这‘无为而治’的恩典。这是值得我们想想的。”

用今天的话说，所谓无为而治，精髓就是——不干预，不折腾。

胡适的这番讲话，是一次公开的谏诤，也是苦口婆心的规劝。它无一字指向当时台湾的现实政治，但其所指，却有如天日昭昭，意在劝告执政的国民党，放弃对思想与自由的钳制，才能谋得长治久安。细心的他，没有使用西方政治概念，而是用蒋介石能听得懂、乐于听的中国传统语汇与历史，试图去影响这位手握枪杆子的人。

对于胡适在台的言行，蒋介石是高度关注的，胡适的这番演讲，肯定不会逃过他的注视，他在日记中料会有记载、评论，并会斥为书生之论。不过，表面上，对于胡适的所有言论，他都忍了。

胡适

发表这次演讲的两年后，胡适辞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回到台湾定居。在蒋介石，这是极有面子的事，是统战的胜利。李慎之先生说，世上绝大多数当官者，是因官而荣，只有极少数人，会以人荣官。胡适就属于这类极少数人。他的返台，给因失去大陆而灰溜溜的国民党政府，带来慰藉与满足。

如今的台湾，已骄傲地走出唐德刚先生所说的“历史的三峡”。对于胡适在当年自由暗夜的演讲，人们很容易送上掌声，但对于蒋介石，很多人可能还会停留在“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嘲讽性认知层面。其实，无胆的背后，必有不忍；无胆，总比脱缰野马般的任性行权要可贵得太多。

无胆的蒋介石，成就了胡适，也成就了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