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小兵
 

童年忆往

文/唐小兵

一切美好的事物似乎都在远去，沉没在时间的黑洞里。去年在哈佛访学的时候，有一次与父亲通越洋电话，他很郑重地告诉我，村里的一些水田出租给了几个老板来养虾，也包括我家的几亩田地，他特意告诉我的原因是担心我回国后目睹这个场景感到惊诧。其实父亲是过虑了，老家的田园这些年在所谓种植经济作物思维驱动下没少折腾，时而种枣树，时而种烤烟，好好的一片开阔田园早就面目全非了。记得早几年网络上流行一句很悲情的话：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沦陷倒未必，但沧海桑田的巨变确实存在。

犹记19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故土，那真是一派田园风光，稻田里长满水稻，沟渠里流淌着清水，田垄上一年四季栽培着各种蔬菜瓜果，有辣椒、豆角、茄子、丝瓜、冬瓜等。盛夏时节，酷暑难耐，我们都是搬张长凳坐在水渠边纳凉。家里每年光是种植各种蔬菜售卖都可以挣上千元。1980年代还没有“留守儿童”，也没有打工文化，我们尚可在父母的身边野蛮生长，那时候的乡村自然没有各种课外补习班，放了学完成作业后就是各种亲近自然的游戏与玩耍。父母的辛苦我们也有份，尤其是双抢的时候。日常生活贫乏而简单，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也很晚才有电视，课外书也几乎没有，唯一能够亲近的就是“自然”这本大书。我记得自己在屋后开挖了一个小小的水池养鱼，放入了水草、小石子和田螺等，从沟渠里捞了一些小鱼儿回来就养在这里，每天放学回家最大的乐趣就是蹲在水池边看那些一天到晚游泳的小鱼儿。即便是盛夏的晌午也不避酷热，去那些弯弯绕绕的积水的沟壑里用尽各种办法捕捞鱼虾，将自己晒得黑乎乎的也在所不惜。那是一种天真的执念和憨傻，散发着令人着迷的光泽。

童年的自己没有多少课外书可以阅读，不过相对于同村的小伙伴，我多了几十册城里的姑母赠送的小人书，这些讲述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的连环画也是回想童年生活时的一抹亮色。记得每当周末天晴，我就会将这些书搬出来放在室外的长板凳上晾晒，一本本地摩挲欣赏，同村的小朋友大都没有这种小人书，所以千方百计跟我套近乎借书阅读。这成了我在院子里构建朋友圈的文化资本。父亲因为担任村支书的缘故，家里长期有摊派订阅的《湖南日报》、《衡阳日报》等。对那些新闻或要闻之类我从来没有兴趣，可对于这两份报纸副刊上的文字，我却渐渐养成了阅读和收藏的习惯，大约从初中开始就着手做剪报，将每一期上我喜欢的文章剪下来，用浆糊黏贴在一本大开本的笔记本上，那时候最喜欢的文体是散文诗和微型小说。

记得有一次读到刊登在《衡阳日报》副刊上的台湾歌手张雨生的代表性作品《我的未来不是梦》的歌词，特别喜欢也剪贴了下来，当作诗歌时时朗诵。此外，家里有一本厚厚的《薛刚反唐》，被我翻来覆去地阅读了很多遍，对这种历史演义小说的兴趣延续了很长时间。那时候模糊地听说村里有一个民间文人，经常在一本叫做《散文诗》的期刊发表文章，心中很羡慕，却不敢去登门求教，也期待着自己未来能有一天将手写的文字印成铅字。这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

院子里很晚才有一台十七寸的公共的黑白金星电视机（大约是1984年左右），据父亲回忆同组村民集资花了57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那是整个村庄很具有轰动效应的一件大事，左村右邻方圆几十里的乡人，在暮色降临吃过晚饭后都会聚集在院里的公共房屋（不是祠堂，但可用来举办红白喜事）前来观看，看电视竟像看电影一样热闹，大部分人都是站着观赏而不觉疲累。《大刀王五》、《霍元甲》、《射雕英雄传》等应该就是这段时间与童年的玩伴一同观赏的。那时候作业很少，游戏嬉闹的时间很多，生活物品虽然贫乏，但日子却过得简单而有滋有味，大人们都充满干劲，对未来有期待有追求，聚族而居的院子弥漫着一种别样的温情。

乡村的夜晚星空也璀璨，在星空下与朋友们一同观看电视里的传奇世界，如今追忆确实有一种妙不可言的意味。记得我们这些小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自家的长条凳或小板凳搬到公屋前的土坪上“占座位”，那时节往往尚未日落西山，余晖长久地穿越屋脊与树影盘旋在木凳上，日积月累我家的长条凳竟然被晒出了一道裂缝，成为童年看电视的历史见证。后来一个走街串巷的江湖人经过院子，向我们推销了一种彩色电视卡片，据说往黑白电视屏幕上张贴就可以变黑白为彩色电视。大人们兴高采烈地买下来了一张，我们也兴奋不已地等待暮色降临，在最初的惊喜过后发现，所有电视上出现的人物都是严格按照自上而下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带分布，所以显得太魔幻而失真，用了几天就如同鸡肋一样扔弃了。

与看电视同为童年一大乐趣的就是看露天电影。这也是偶尔才有的生活乐趣。婚宴、寿喜或有人过世，放电影或唱戏（一般是祁东的地方戏：打渔鼓）都是常规性的节目。童年的自己最喜欢在夜里就着星光，或打着手电筒跟着大孩子穿越田园到不同的地方去看露天电影。那是乡村社会里难得的欢愉，也是比较重要的社交时刻。看电影的地方往往有各种吃食售卖，比如瓜子、炒花生、麻花糖、橙子糖等，这些也是特别诱人的。我记得院子里有一个比我们长一辈但年龄只大五六岁的阿姨经常很热心地带我们去很远的地方看电影，她个子高挑，长相甜美，特别爱笑，别有一种迷人的魅力。所以每到一处，经常会有各种认识或不认识的乡村青年来搭讪交谈。我们这些小小少年懵懵懂懂，也不明究竟，未能扮演护花童子的角色。从我1994年读高中开始，她就远离故土奔赴他乡谋生，离异再嫁，迁徙多地，此后再未谋面。这次春节回家，居然在老家遇见了从宁波回乡探望父母的她，轮廓尚在，容颜大变，脸上写满了漂泊岁月留下的沧桑与茫然。寒暄几句，匆匆离去，那些过往的岁月如金子般熠熠发光，而现实却是如此令人黯然神伤。

远方的远方，除了遥远，真的一无所有吗？记得少年时代最爱在夜晚的乡村，眺望远处不时经过的火车，那些深夜里的绿皮火车装载着我未知的人生与故事，从湘南乡村的田野穿越而过，那长久的鸣笛声像天使吹的尖利而悠扬的口哨，呼唤着我内心的澎湃。我只是一个乡村童年的守夜人而已，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夜晚的绿皮火车，在星空下，那偶尔经过的绿皮火车就像长长的眨巴着诡异眼睛的绿莹莹的毛毛虫，一节一节迤逦而行。我不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从未想在黑夜的大地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我只是被那种碾过平静田野的光怪陆离景观所吸引而已。而到了白日，我偶尔会与同伴将一些长而粗的钉子平放在铁轨上，等呼啸的列车驶过，就会有了自制的一把把袖珍的小刀。

这是一种经常被大人担忧甚至批评的危险游戏，但我们这些乡村少年都乐此不疲。很多年后，我的朋友王晓渔发表了一篇文章《火车是文学的敌人》，大意是挤满人充满喧嚣和尔虞我诈的火车已经不可能萌生出文学与诗意，但对于三十年前在乡村游戏的我们来说，那神奇的不知始终的火车确实是想象另一种可能生活的起点。几乎与我们玩这种游戏的同时，朦胧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外的铁轨卧轨自杀，用他的绝望与抗争结束了一个启蒙的时代。我们活在同样的时空里，却仿佛生活在不同的世代，要到很多年后我在岳麓书院的千年庭院里阅读有关海子的诗歌与传记时，才能将个体的生命记忆与历史的轰然坍塌做一点点徒劳无功的缝合。仅此而已。

童年的过年才最有年味。舅舅家与我们同在一村，步行只要十来分钟。记忆里的童年，春节貌似没有穿新衣新鞋的印象，据此可见那时候物质的贫乏，不过相对于同村儿童，我们好歹不用穿打补丁的旧衣服，很多衣服都是城里亲戚穿过了送回来的，而且都是哥哥穿过之后我穿，我穿了之后妹妹接着穿。我跟哥哥对穿着一向不敏感，估计妹妹小时候因此受了不少委屈，尤其是过年面对回乡探亲的城里的穿戴一新的表姐表妹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到五个舅舅和姨妈家拜年，一屋子的表兄表姐和表弟表妹，年龄相仿，在一起打闹说话很是开心。记得每到一家吃饭之前，都会有一个盛放瓜果的大盘子，一端上往往就被“秒杀”抢空，有时候甚至饭菜上桌也是以这种形式瓜分，那真是一个饥饿而匮乏的年代，我清楚地记得在平时，一块油豆腐用剁辣椒相伴蒸熟可以吃下一碗白米饭。最小的舅舅也才二十岁不到，也跟着我们一起“拼抢”食物，如今这个舅舅都已经做爷爷和外公了。

记得小学毕业那一年的春节正月初五，父母邀请所有的舅舅和姨妈等亲戚来家做客。我要扮演好小主人角色，将自己视为宝贝的一把木剑拿出来表演功夫。少年时代有一段很长时间我迷恋武侠，喜欢自创各种功夫，其实都是花拳绣腿而已，梦想长大成人后练得一身武艺行侠仗义，没想到最后只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除了长夜漫漫时的独自追怀未竟的往昔，几乎一无所能，而怀旧会有未来吗？当我在家里的大桌子上给围绕四周的表弟表妹表演得正起劲的时刻，“一代宗师”即将横空出世之时，一不小心从桌上跌落下来，英雄变成狗熊，左腿正骨狠狠地撞击了大木桌的横梁，骨裂导致的一阵剧痛使我晕倒在地。喜剧突然翻脸成了悲剧，那一年的春节提前结束了，我只能去医院诊治之后卧床休息。父亲用1984年在部队工作的伯父代购的上海产凤凰牌自行车推着我去县城医院治疗，悲伤焦虑的母亲在旁边扶着，我记得快到经常遥望的铁路旁边时，父亲对愁眉苦脸的我开的玩笑：“小兵，要是这时候后面突然冲来了一只老虎，你肯定跑得起来。”

时隔多年，我仍然清晰地记得这句话，可见当时对平素不苟言笑的父亲这句玩笑话印象之深。记得那一年的春节，城里的姑妈要将一直照顾我们饮食的祖母接到衡阳去短住，不能动弹的我躺在床上面对即将远行的祖母内心里那强烈的不舍与难过。等我逐渐可以下床，围绕着屋舍用拐杖撑着练习走路的时候，父亲请数学老师龙老师来给我补习数学，而语文就只能依靠自学了。数学老师每两天来一次，讲解教科书上的新内容，布置数学练习题，如此坚持了大约一个半月。等我终于可以恢复独自行走的时候，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来我家接我上学，那是一种久别重逢时的巨大喜悦。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同桌对我说，语文课要求背诵课文，现在已经教到第十四课了，他们大都背诵到第十二课了。言下之意颇有一种故意给我这个缺席班长压力的味道。我在家卧床休息也没闲着，早就按部就班学习到第十四课了。我记得自己当时拍案而起，不顾仍旧略有疼痛感的伤口，径直走到教室后面的教师办公室，向班主任老师提出背诵课文的要求，老师说我情况特殊可以慢慢来补，我执意要背诵，没想到一连背诵了十三篇课文，走在了全班所有同学的前面。班主任老师也很震惊，当天在语文课上用我作为模板勉励全班同学，这也是小学阶段难得的荣耀时刻，所以至今不敢或忘。

1992年一直照料我们三姊妹生活的祖母因脑溢血突然辞世，宣告了我无忧无虑而懵懵懂懂的童年的结束。我至今还记得从寄宿学校赶回家在祖母病床旁呼唤而得不到回应的那个少年的痛苦，也至今不会忘记在乡村葬礼上长跪不起痛哭不已的自己。祖母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巨大的幸福与欢乐，她是一个在乡里远近闻名乐善好施的好人，几乎像一个慈祥的在世菩萨一样安顿和照顾着一切她能及的需要帮助的人，她对人慷慨大方，对己勤俭节省，如今回想儿时在没有电风扇的夏夜做家庭作业的场景，旁边总是会出现祖母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给我用蒲扇赶走蚊子的细节。

祖母不是能言好辩的人，等到她过世多年我才知道她这一辈子受了很多委屈，可是她有大智慧，就像齐邦媛先生那样，从不在后辈面前诉苦，也不抱怨，所以留存给我的都是面对日常生活的柔韧与静定，以及每当我赴校读书时扶着拐杖依依送别的剪影。她虽然一字不识且极少出远门，却胜过人间多少饱读诗书却急功近利的势利之人，她活出了一个普通人平凡的人格与尊严，这是一种多少年后仍旧会让所有亲近和敬重她的人歆羡不已的崇高的德性。祖母过世的那一年，正是我离开家庭开始寄宿的同一年，这中间似乎包含着某种深刻的隐喻：在一个祖母缺席的世界上，我只能风雨前行。

这之后一晃将近三十年过去了，这个我魂牵梦绕的故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伴随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和重启改革之后，老家青壮年离乡背井去往异地讨生活，这个在1980年代像一个温暖的情感共同体的院子渐渐地分崩离析了，最初单纯的乡谊在商业和市场原则的渗透下之间崩解，取而代之的是家家户户的“世俗的竞争”，看谁家建的房子宽敞大气，看谁家的子弟赚的钱多，看谁家买的汽车档次更高等等。世俗生活的质量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下显然在水涨船高，而有关幸福的定义与标准越来越被金钱所主宰。

最让人痛心的是1980年代乡村里那种支持子弟读书的风气迅速被打工赚钱发家致富的逻辑所替代，于是乡村的留守儿童在父母作为监护人缺席的情况下“病态地成长”，偏执、任性、自闭、好逸恶劳、追求享乐甚至抑郁等成为普遍的人格特质。而与此同时，乡村的小学教师也越来越思出其位，不安其分，想方设法地调往镇小学、县小学，在中国崛起的高歌奋进之中，貌似整整一代乡村少年被边缘化和习惯性的遗忘。只要在时间的脉络之中就会有历史的嬗变，问题是如果所有的变迁都是高度同质化和一元化而且以付出这个乡土中国不能发声的“沉默的大多数”作为代价，我就很怀疑这种所谓乡村变迁的价值了。我所目睹的是青年人对这个陪伴他们成长的村庄几乎没有任何的眷恋，若有机会就会绝尘而去，而越发苍老的父辈这一代人却活在一个没有照料者和可预期晚年的时空里。中国的城市就像吸血鬼或抽水机一样，源源不断地将乡村里的精血与活力汲取，将一个外表美丽内里空洞的村庄留存在广袤的田野之上，任其在孤寂中逐渐老去。人就像孤独的原子，朝着各自的方向茫然而亢奋地游动，却几乎再未有兴趣回望他们所由来的热土。

我就像一个怀乡病患者，或者像一个精神的漫游者，每次回乡都既期待，又紧张，还常常羞惭，我所目睹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它们在我内心所召唤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乡愁。我所厌憎的，比如这个院子里那些让人扫兴的悲情故事，或者德性的衰败，或者孤苦无依的触目惊心，或者仍旧走不出循环的贫穷与暴力，同样是与这个被珍藏在记忆深处的那个叫做“读书村”的名字血肉相连的（遗憾的是行政区划变革之后与隔壁村合并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尚书村”，小学名称也因此更改为尚书小学，古人云欲亡其国先灭其史，如今村名都消失了乡愁将在何处安放？），这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是我与生俱来无法选择的个人历史与私人记忆，对我而言，乡愁最核心的涵义就是少年时代乡居生活和求学过程里所体验到的人与人之间的有情有义，这是我在这人世间最为珍重的，其他都是浮云。

或许记忆里童年的乡村是被一层玫瑰色的纯真所幻化了，而生活在真实中却意味着付出心智成熟甚至坚韧的代价，一个真正的乡愁主义者或许应该是认识到了所有的真相与复杂性之后，却仍旧不放弃苦苦的追寻并致力于身体力行的改变。去年在纽约拜访的著名作家王鼎钧先生曾经说过：“今日乡愁已成珍藏的古玩，无事静坐，取出来摩挲一番。乡愁是我们成长的年轮，陷入层层包裹。乡愁是我们的奢侈品，不是必需品。乡愁无可骄傲，也绝非耻辱。乡愁是珍贵的感情，需要尊重，不受欺弄。流亡者懂得割舍，凡是不能保有的，都是你不需要的。乡愁迟早退出生活，进入苍茫的历史兴亡。”诚哉斯言！

 作者：唐小兵，学者，作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哈佛燕京访问学者。（2019年2月9日-12日春节期间写于湖南平江，原刊于广州《随笔》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