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歌，是长在你的生命里的。它不是背景音乐，而是你骨骼拔节时发出的声响，是你每一次迷茫、每一次热血沸腾时，内心深处响起的回音。对我而言，罗大佑的歌，就是这样的存在。

我的青春，是在鄂西大山深处一个叫兴山的小县城里度过的。20世纪80年代的县城，闭塞，缓慢，像一口沉静的老井。信息和娱乐都极其匮乏，唯一的窗口，是那台时常需要用巴掌拍几下才能恢复正常的黑白电视，以及那台吱吱呀呀的卡带录音机。正是在那样的环境里，我第一次听到了罗大佑。

那是一盘不知道被翻录了多少次的磁带，音质粗糙，沙沙作响。但当那个略带沙哑、有些玩世不恭却又无比认真的声音唱出“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时，我整个人像被电流击中了一样。我不知道台北是什么样子，霓虹灯对我来说更是遥远的概念，但我听懂了那种强烈的疏离感和挥之不去的乡愁。歌里唱的，是繁华都市里的迷惘青年；歌外听的，是一个困在大山里、渴望走出去看看世界的少年。我们身处截然不同的世界，却被同一种莫名的、骚动的情绪联结了起来。 

但对我影响最深，甚至可以说贯穿了我整个前半生的，是那盘磁带里的另一首歌《闪亮的日子》。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

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

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

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历经艰苦”，但在一个物质和精神都相对贫瘠的年代，我听懂了“为了理想”这四个字。我把这首歌的歌词工工整整地抄在我的笔记本上，一遍又一遍地看。它像一个承诺，一个我和未来的自己的约定。

1988年的秋天，我考进湖北大学。那是一个诗与歌的年代，校园的空气里都飘荡着理想主义的气息。整个社会思想解冻，年轻人心里都憋着一股想要表达、想要探索世界的劲儿。

开学后第一次班会，印象最深的女孩穿着漂亮的连衣裙，落落大方地介绍自己，说她喜欢舞蹈，擅长书法，英语比较好，当时心里一愣，心想这人怎么这么不谦虚呢？但没过多久，我就明白，人家不谦虚，是有资本的。

霞来自黄石，一个当时觉得很遥远的工业城市。她是那个时代校园里最耀眼的存在。中秋晚会上，她舞姿婀娜，绿裙飞扬，像极了亭亭的荷叶；写得一手好字，一年级就当了学校书法学会理事；英语课上，我因为自己的“山普”（山区普通话）口音而不敢开口时，她已经能和老师谈话自如。大学前两年，我几乎没跟她说过几句话。我不敢靠近她。有时候下了课，在校园里碰到，甚至会下意识地避开她的目光。

转机发生在大三下学期。那是一节数理统计课，平常女生喜欢坐前排，男生喜欢坐后排。那天霞来晚了，教室里只剩下我旁边一个空位，她就近坐了下来。课间休息的时候，她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她娟秀又有力的字迹，抄的是一首我没见过的诗：“有一种缘分使人渴望，有一种理解不可企及，假如有一天我能读懂你，面对落日不再回首，共承风雨不是陌路。”

我至今都记得当时的心情，像是平静的湖面被投下了一颗石子，一圈一圈的涟漪荡漾开来。那天晚上，我躲在蚊帐里，把那张纸条看了无数遍，兴奋得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到图书馆，给她写了第一封信。不敢写任何示爱的话，只是绞尽脑汁地赞美她的字，解读那首诗，也顺便展示了一下我的审美趣味。

信递出去后，石沉大海。霞没有任何反应，既没有跟我谈诗，也没有跟我谈字。我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是她读懂了我克制的火热，还是仅仅把这当作一个普通男生的逢迎。但从那天起，我们之间的那层冰，似乎开始融化了。

大四，霞考了托福，拿到了美国两所大学的offer（录取通知书），正在办理签证。她是注定要飞向更广阔天空的鸟；而我，一个内心深处依然恋着家乡山水的少年，已经决定毕业后回兴山县。我们未来的路，看起来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或许是因为“即将分别”的宿命感，我们反而都放下了戒备。那些傍晚，我们开始一起在沙湖边散步。烟波浩渺的湖水，映着落日的余晖。我们聊文学，聊未来，聊各自的迷茫和憧憬。霞喜欢听我唱歌，我就把我会的那些罗大佑的歌，一首一首地唱给她听。最喜欢唱的，当然是那首《闪亮的日子》。

我抱着一把破旧的吉他，坐在湖边的草地上，轻轻地弹唱。我唱的是一个山村少年对未来的憧憬，唱的是我对眼前这个美丽姑娘难以言说的爱慕，也唱着一种即将逝去的青春的感伤。霞总是静静地听着，她说她喜欢听我唱歌，喜欢听我唱罗大佑的《闪亮的日子》、黄品源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赵传的《我一直以为你知道》。这些歌，后来简直成了我们共同人生的写照，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霞的签证很不顺利，但因成绩优秀，被广东省教委引进至广东省中山市任教。而我，也即将踏上回乡的列车。离别前，我们在武汉长江大桥上拍了大学四年中唯一一张合影。江风吹着霞的长发，她的笑容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

后来的故事，就像一部情节曲折的电影。我们天各一方，靠着每两周一轮的书信维系着那份脆弱的感情。再后来，我经历了考研失败的沉重打击，自卑地提出分手。我以为我们的故事就此画上了句号。但1996年年初，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霞放弃一切，来到兴山这个“破破烂烂”的小县城，嫁给了我。

日子是清贫的，但精神上是富足的。我们一步步往前走。我从一个乡镇干部，慢慢走上了更重要的岗位。生活在变好，但压力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巴东任职那几年，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激烈、也最煎熬的一段岁月。

面对的是一个积弊已久的复杂局面，我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2012年的夏天，我终于顶不住了，患上了重度焦虑和抑郁症。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光，濒临崩溃。霞陪着我去了江苏的解放军精神卫生中心住院。

医院实行封闭式管理，病人不能随便进出。霞就每天挽着我的手，在走廊上陪我散步，一遍遍地走过来，又走过去。有一天霞说：“这会儿这么挽着你，终于不怕你走快了；当年上大学出去跟你散步，总觉得你腿长走得快，跟得好吃力。”然后，她又说，“你小声地唱歌给我听吧。”

我看着她，这个为了我，从繁华都市来到穷困山区的女人；这个在我人生最低谷，平静而坚定地挽着我，说“行甲你别怕，我陪着你”的女人。我点了点头，小声地唱了起来。唱的还是那首《闪亮的日子》。

你我为了理想，历经了艰苦。

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

但愿你会记得，永远地记着，

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

歌声在安静的走廊里回荡。那一刻，我唱的不再是青春的梦想，而是对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些艰难岁月的确认。我们确实历经了艰苦，我们确实曾经哭泣，但也曾共同欢笑。歌词里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霞挽着我的胳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们慢慢地走着。我能感觉到，一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从她身上，源源不断地传递给我。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这首歌的全部意义。它不仅仅是一首关于理想的歌，更是一首关于爱的歌，关于陪伴的歌。

后来，我康复了，辞职了，投身公益了。这个转身，在很多人看来跨度巨大，甚至有些不可思议。但对我自己而言，这不过是换了一个战场，去继续打那场“为了理想”的仗。我们如今年过半百，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依然会听罗大佑，听《闪亮的日子》，但心态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听它，是强心剂，给自己鼓劲的。病中听，是一份温暖的慰藉。现在听，它更像是一面镜子。

镜子里，我看到那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少年，看到那个在大学湖边唱歌的青年，看到那个在医院走廊里为爱人唱歌的病人，也看到今天这个奔波在公益路上的中年人。他们是同一个人，被同一束光照耀着，被同一种信念驱动着，也被同一个人深深地爱着。

本文原载于“天使望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