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原名叫启增，1919年5月7日（己未年四月初八日、据说是佛诞日）生于广东南海县寨边村。南海地处珠江平原，是富饶的鱼米之乡，居广东省“南番（番禺）顺”之首。但是百年前的家乡，由于战争等原因，加之人多地少，生活也不容易。

据父亲自述，他五岁时生母染伤寒病故，此后的少年时期一直随我爷爷四处奔波谋生而多次转学。父亲常慨叹自己文化低，没读过多少书，只断断续续读过几年私塾、义学和新式小学，连小学毕业的程度都没达到，这促使他于“文革”结束后极力主张我考大学，不赞成我按政策返城顶替他的工厂“杂工”岗位。

为了生存，父亲辍学后就跟随他舅舅到上海“学生意”，在舅舅和人合伙的“广联兴”皮铺里当小伙计。由于在皮铺里无论家里家外什么活儿都干，久而久之对牛皮生意也就比较熟悉了。后来他离开牛皮铺，和几个朋友合作谋生，尝试过多种营生。他们在凤阳路开了间皮鞋作坊，挂个大牌子叫“四合皮鞋公司”；还曾经去崇明岛陈家镇做香肠、腊肉运到上海卖，但都不成功，最终在成都北路大王庙（北傍苏州河）附近摆个皮摊并安了家。

1949年以前，上海也有无数的寺庙，后来大多数被迫陆续关门。到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后，寺庙更是在被扫荡之列。大王庙供奉的不知是何方神圣，我小时候常被父亲差遣去庙里向道士讨要枇杷树叶。1958年大王庙被用来“大炼钢铁”，我曾去那里观看母亲“炼钢”。之后那里索性改作工厂了。五十年代的大王庙地区还是很热闹的。

父亲将购来的整张牛皮分割成小块，每天早晨在路边摆地摊卖给皮鞋匠。得此便利，我小时候穿过几双很不错的皮鞋。那时家里常储存整卷软牛皮，那是做鞋面的；大张的硬牛皮则是做鞋底的。我曾多次帮助父亲按住又厚又硬的牛皮，好让他用一把专用的刀割成一双双鞋底。父亲干的是力气活，收入倒也还可以，据他晚年回忆，大概每月也有100元，而且也有点时间在家，不像后来被征调到闵行做建筑工人，生活艰苦，工资却只有60元，回家一趟也很不容易。

父亲那时既然有时间，他就会督促、检查我写字，在他认为我写得好的字上画个圈圈。古时候用红笔画圈表示赞赏，如果是作文句子得到赞赏，就会在句子下面加点。现在我们还常用“可圈可点”来形容好的文章。父亲大概没在新式学堂里学到什么现代课程，但是老的课文还记得一些。他常常念诵或默写“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等《朱子家训》中的句子给我听给我看，有时还会默写一些对联，可惜时间久远，我只记得“玉帝行兵雷鼓云旗雨箭风刀天作阵，龙王夜宴月烛星灯山肴海酒地为盘”一联。父亲还为我书写过一首“运山诗”，整首诗头一行只一个“山”字，以下各行逐行增字，排列成上窄下宽的一座山形。七十年代初我还记得清楚，现在则忘得一干二净了。

旧学堂都有珠算的课程，过去做生意算账要用算盘，所以父亲的珠算本事似乎是不错的，他也教过我，背诵“三下五除二”、“二一添作五”等口诀，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算盘已经彻底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只在一些旅游景点的柜台上还能偶尔见到。

父母亲结婚后回广东南海家乡“拜祖”，也就是新婚媳妇拜见公婆、去祠堂祭拜祖宗。那是1948年春夏，乡下土匪很多，爷爷担心土匪闻知消息，会误认为父亲从上海发了财回乡，从而前来绑票，因此每天早早吃了晚饭就催促父亲到亲戚家躲藏。

在老家住了一个月之后，父亲和几个朋友相约回沪。大约是国共战争的缘故，广州到上海的海船停运，于是改坐火车到武汉，再由武汉坐船顺江而下。中途父亲和朋友们在南京下了船去游览，母亲因为怀了我，和另一女眷直接回上海。因为刚结婚，父亲随身带了一个皮箱，里面装了很多亲戚赠送的“利市（红包）”。

拜谒中山陵时，几个朋友空着手顺利进入大门，父亲被宪兵拦下检查行李。宪兵们发现皮箱中有大量红纸包裹的铜钱，而且每个纸包上都插着一枝扁柏，于是大为紧张！叱问父亲是否“赤党（共党）”，这些红纸包及扁柏是什么暗号？父亲与这些北方士兵语言不通，宪兵打算把父亲抓走关押审讯。

危急关头恰好来了个广东籍宪兵，他略一询问，即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给其他宪兵解释了广东农村的习俗，为父亲解了围，并且热情地给父亲作向导，带父亲游览中山陵园。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使父亲母亲都后怕不已。

1949年5月，解放军攻打上海，国民党军在苏州河北岸布防，双方正好在我们家门口鏖战。母亲提前背着出生才半年的我（广东妇女往往用一种专门的背包布背孩子，这块背包布一直保留到三十多年后我的儿子出生，妻子又用它来背儿子）逃难到市中心亲戚家，原来那里早就平安无事了。父亲和留守的邻居们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战斗，双方机关枪突突，隔壁面粉店老板将一袋袋面粉垒成工事，也没能阻挡流弹横飞，一位邻居不幸中弹死亡。战事虽然短暂，父亲和邻居们还是被吓得不轻。

新政权刚成立那几年，日子还算太平。原来的斗室仅容一床一柜一桌四方凳而已，弟妹相继出世，不够住了，于是搬了新家。新家在旧居北面不远处的成都北路1012弄明远里，其实只是一个后门，正门的地址是新（闸）桥路97弄70支弄6号。这条明远里建于1929年，是当年流行的石库门房子，一共有六个门，1至5号门口朝南；6号大门却拐向东，据说原是业主打算自住的，面积和空间比其他五间宽敞很多，格局也不同于一般的石库门房子，在朝南的前楼前边加建了骑楼，所以大门转向东了。建成后业主嫌此地环境不好，全部出租。

6号的二房东浦先生开印刷厂，底楼做工场，二楼一间朝南的厢房他们夫妇自住，其余的出租。父亲没有太多积蓄，用了两条“小黄鱼（每根重一两的金条，当年价值约60元）”做“顶费”，（上海租房规矩，房客要先付“顶费”若干金条，原意是从上家那里把房子顶替下来。以后你不住了，把房子转租给别人的时候，你也可以从别人那里收回“顶费”。后来演化为不管有没有上家都得交顶费，房东是不会把顶费还给你的。）除了顶费，还要每月交租金，租金与顶费是两回事。

父亲租下浦先生隔壁的浴室连同门前的一段走廊，大约十平方米面积。那时浦先生经济状况不佳，浴缸和抽水马桶早就拆掉了，只剩一个小小的洗脸盆。父亲又花了一根金条搞装修，拆除浴室门墙，另辟一门，所以我们家大半地面及墙面铺瓷砖，少半是木头地板。为了增加面积又搭建了阁楼，阁楼上东西两面各开一个小窗户。西墙原本有个大窗，恰在阁楼楼板的位置，于是楼板在窗前抬高约半米，正好形成一个床。因为这栋房子原本高敞，所以我们家阁楼居然还能有一米八、九的空间，不像我结婚后曾经短暂借住的普通石库门房子，阁楼只有一米二的高度，仅能睡觉。

明远里6号，门楣上注明是1929年建造，去年拆除

随着人口的增加，我下面还有四个弟妹，全家七口人，父亲收入反而降低，我们的日子过得很紧。先是1957年成立合作社，所有摊贩都被统一组织起来，工资评定为62元5角。随后又是“大跃进”运动，父亲被分配到闵行“上海市第五建筑公司”所属的混凝土加工厂，工资改为60元整。每个月放假两次，可以回上海，但是车费自理。三年后闵行土建完成，父亲又被调到静安区烟酒糖业公司下属的“幸福食品厂”任杂工，好在离家近，生活才算安定下来。父亲在食品厂什么都干，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后来调任门卫工作，也还是天天主动帮忙装卸整箱的糕点。他一直做到1980年退休，退休后曾去十六铺做过几个月的值夜班工作。

父亲一辈子省吃俭用，他穿衣从来不讲究，常说广东人讲吃不讲穿。饮食讲究（所谓讲究，其实也不过是食物品类较多、烹调方式多样而已，与今天的富豪讲究不可同日而语）、衣着随便，这大概是典型的广东人习惯。我理解为老家那里气候炎热，本来就不需要太多衣物，又是平民，也没条件讲究。

讲吃是广东人的传统，我从小就听惯“食在广州、住在苏州、死在柳州”这句老话。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还算稍好，父亲除了经常给我和弟弟买鱼肝油、炼乳等营养品，还经常在夜里用“火水炉”（煤油炉）焖大米饭，饭上焗两根腊肠。饭熟后满室生香，令人馋涎欲滴，他就上阁楼把我摇醒说“食宵夜了！”那时大概是十点多钟或十一、二点，小孩子正睡得香，哪里愿起床吃什么夜宵啊！我总是迷迷糊糊地起床吃几口或干脆不吃。后来我家没那条件了，煤油买不起了，香肠也不能老吃了。为了解馋，父亲利用在食品厂工作的便利，经常从厂里买回几斤猪油渣，炒蔬菜时放一点代替肉片。那时正值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食物匮乏，我吃着觉得挺香。父亲还爱买鸡屁股鸭屁股，那东西虽便宜，但是有一股异味，我很不喜欢。但他爱吃，说是肥美。我很怀疑父亲晚年得的壶腹癌与此有关。父亲对吃的爱好异乎寻常，无论在哪里吃请或请人吃饭，事后他都能一一复述出每一道菜的名称内容，并加以评论。

我不但对穿衣很马虎，对吃也不甚在意。1985年5月我调到全国总工会港澳处工作，经常有机会参加各地的宴会，父亲知道后，总爱打听吃过些什么菜。可是我吃完就忘，无法满足他的好奇，所以他常说我是“牛嚼牡丹——不知花定（还是）草”。人民大会堂里的国宴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更让他感到遗憾。后来有一次我索性带了一张大会堂里的菜谱给他看，总算叫他知道了，原来国宴也不过如此！还有一样令他“遗憾”的是，我烟酒不沾，所以尽管那时候有茅台上桌，我却无缘享受。九十年代茅台产量大增，我才有机会带过两瓶回家，让父亲过过瘾。

父亲干活从不惜力，在闵行建筑公司工作时，遇到一个广东籍的工段长，很欣赏他，力邀他加入中共，但是他不懂政治，不愿加入，只是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他一辈子节俭，在幸福食品厂工作时，有时要去公司开大会，按规定可以报销坐公共汽车的车票，可他宁愿步行两三站，然后捡两张四分钱的车票回去报销。由于生活窘迫，家里一些稍稍值钱的衣物都不得不拿出去变卖。记得那时北京路南京路新昌路上都有小额抵押的寄卖商店，有一次我跟随母亲去赎过当，后来因为实在穷，就全都是卖断了。其实父亲自己并没有多少值钱的衣物，卖掉的主要还是母亲的嫁妆。

父亲为人和气，所以人缘很好，到哪儿都有人管他叫“老广东”！街坊邻居的孩子们都热爱这位慈祥的老爷爷，父亲也喜欢同孩子们逗乐，更因为只有一个女儿一个孙女，所以特别喜爱小女孩。令我料想不到的是他去世后，参加追悼会的邻里很多，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搬过两次家，新旧邻居都有来的。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工作，父亲专程送我儿子回京，并在我家挤住了一个月。我仅仅在周末陪同他老人家游览了长城故宫香山等地，其余日子他就自己到处游玩，还帮我做了不少家务事。他买来活鸡自己宰杀烹饪，买了鳗鱼自己腌制，引得同院的大妈们一个劲儿地赞誉——你家老爷子真能干！

父亲手迹

父亲虽不是文化人，但是对我思想的最初形成，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大概是在他跟朋友合伙开公司的时候，他按当时习俗给自己取了个别字——博文，此后便以字行于世，由此可见父亲对于文化的向往。

我在明远里居住了近二十年，那所老房子里有几个父亲的广东老乡：杨伯、吴伯和黄叔。他们原先都是从事皮革生意的，因为居住在同一座楼里，经常聚在一起聊天。我天生对家乡的语言感兴趣，不怕别人嘲笑我是“小广东”，于是常常听大人们聊天。他们都读过一点点书，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总有一些生活中的“新旧”对比，因为讲粤语，不怕“隔墙有耳”，有时不免会发点牢骚，其中数吴伯怪话最多。上高中后，有一天在杨伯家看到一本线装本的《曾文正公文集》，我很感兴趣，正想翻阅，杨伯慌张地收起来了。我追问为什么，他说曾国藩是受批判的，他的书是禁书，你不能看。我心生疑惑：他既然明知如此，为何还要收藏此书？我知道他们曾经议论过曾国藩，谈论中对曾是赞许的。

这一切都让我明白，现实中的许多事情都是跟我从学校教科书中读到的是不一样的。这也促使我爱思考，虽然一辈子并没有思考出什么名堂，却让我不会轻易盲从，不会随大流跟潮流，所以我在“文革”中坚决不加入“红卫兵”组织。

我缺乏形象思维，很多生活细节已毫无记忆，当年议论的具体内容也无从追忆，但是有件事却印象深刻。那是“文革”狂飙突起，到处抄家、批斗，父亲他们几个议论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深以为然，所以1968年宣布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时候，同学们无不欢欣鼓舞，我窃以为说不定十年后就要平反。

我下乡后为了宽慰父母，总是不断地写信，为了让他们了解我的生活，我用日记式的方法尽量多地记述日常生活细节，又为了节省，总是用很小的字不留空白地正反面都写满整张纸，并且积攒了一定数量之后才邮寄。因为担心边疆物质条件差，父母为我置办了各种日用品包括肥皂手纸，所以我下乡后每月32元的工资，扣除12元伙食费，按月往家汇款20元，连续两年没有间断。父亲经常不断地给我回信，将家中各种大小事情都告诉我。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得到母亲简简单单的回信，但每次父亲都说妈妈不会写字，让他代笔。虽然我明知母亲是个半文盲，但也始终感到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父亲平日没什么娱乐，有了电视机后每日必看新闻。他对阿拉法特的奇异装束一直觉得怪诞，对恐怖组织施暴后宣称对某某事件负责也感到不可思议。有个时期他对地球、太阳和几个行星的运行感到兴趣，总要问我日食是怎么回事之类的问题，但是无论我怎么解释，他始终搞不明白，他对自然科学的了解实在太少，不过他对新鲜事物还是充满好奇的，时不时还是会提出来和我讨论。

他对我的看法大概也有个变化，我生性懒惰，不爱做家务事，但是一味酷爱看书，杂七杂八的什么书都要翻翻。文革中学校停课，我找到几本“拍案惊奇”之类的旧小说，迷恋上了，父亲很不满意地说，老看这些书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1978年我考上大学后，他说多读点书还是有用啊！并且很以我这个叶家第一个大学生为荣。

父亲常说“出门无孝子”，因为经济窘迫，自从结婚拜祖之后就一直没能回老家。爷爷去世，他也没钱回去。改革开放后，家庭经济好转，父亲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愿望，晚年六次返回家乡，探亲访友，一住数月，心情十分愉快。晚年生活富裕了，他的思想也更开明了。谈到后事时，他说赞同外国的安乐死，他不赞成厚葬，希望自己能树葬或海葬。

父亲的一生，只是一个勤恳善良的、胆小怕事的小老百姓，靠着他吃苦耐劳的精神，抚养大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退休后安享晚年二十余载，子女孝顺，膝下有五个孙辈，他是很满足的，只可惜他晚年足生骨刺，病痛缠身，不能远行。临终时他头脑依然十分清醒，走得也还干脆利落，没有缠绵病榻的太多痛苦，这对家人和他自己都算是一个安慰吧。

作者：叶振华，生于上海，1969年下乡，1978年入黑龙江大学，1982年分配至北京西城区工作，1985年调动工作到总工会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