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渠四句能够吵到今天这样我倒也有点儿没想到。这起事儿的起因是董宇辉在直播中引用了这4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结果遭到了聂圣哲的严厉批评，最核心的就是说它“假大空”。

我当然谈不上特别喜欢这4句话，具体的原因再往后会展开，但是我觉得像聂那样说它“假大空”多少也有点过。这只是一个目标，而提出一个目标，真的一定要附带着提出详细的解决方案吗？这样的要求显然是有点过分。比如说周恩来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聂先生总不至于问他“中华怎么崛起，读哪些书能让中华崛起”之类的，不说出来个所以然来就不放过去吧。

对我而言，横渠四句当中有三句都没问题：“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我唯一看不惯的就是那句“为往圣继绝学”，也正是因为这一句才拉低了我对这4句话的总体评价。

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为往圣继绝学”呢？更重要的不应该是“为后世开新学”吗？

首先要提的就是，张载写出横渠四句，其实并不是没有个人情感色彩在里面。他写出这4句时，正值王安石变法的高潮，而张载偏偏是一个典型的守旧派。所以他在这里说“为往圣继绝学”，就包含着复古保守的主观情感在里面。他要表达的是对古人而不是对当世的人的崇拜，也是在表达对王安石“绝”学的不满。

张载像  图源网络

所以说看到这4句话，应该明白说话的人后面的动机，以及他个人的主观情感。如果能知道并认同这种主观情感和动机，那就还好，但如果不知道这后面的复杂因素，单纯是因为这是古人说过的话就去膜拜，那也是一种盲从。

还有就是“为往生继绝学”这话本身。

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长久以来一直是儒家思想，而基本上儒家思想有多久，儒家思想里面复古、崇古的思想就有多久。这种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比如孔子说周礼“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他却根本没考虑过周朝的周礼，实际上是和周朝的分封制和宗法制紧密结合的，是互为表里的一套体系。那既然他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分封制和宗法制已经开始解体，在后面的封建时代也不可能恢复，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强行试图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就像是想让一棵被挖掉树根砍掉半截的树继续存活一样。孔子之后，除了个康有为怀着变法的目的写了一本《孔子改制考》，认为他是个改革派而非保守派，其他人都不是这么想的。

不过和后代的儒生比起来，孔子其实还是很理性的。他后面的儒生已经把孔子捧到了一个很高的被崇拜的位置，觉得他是“大成至圣”，不可超越，那既然如此后面的人的水平肯定不如他，于是今人不如古人就成了铁证。同时他们也相信了那些对于古代过于美好的叙事，比如觉得尧舜禹真的是禅让——实际上如果详细的看史书，即使是在后世已经大量美化的史书里，政变的气味仍然在，比如舜和禹都放逐乃至处死了一批大量先帝留下来的老干部。所以他们动辄感叹“人心不古”，却没怎么考虑过这个“古”是否真的如他们所想的那么美好。

等到到了红楼梦写成的那个时代，这种风气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当然这也有一些客观的现实因素在，比如清朝的文字狱营造了一种糟糕的舆论环境，既然写新的东西有触碰法律的风险，那就不如老老实实的念经史子集，只去讲述先人的观点更四平八稳。凡此种种，最终就形成了红楼梦中的那句经典台词：“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这是贾宝玉去给大观园提匾额时说的。这样的观点用在做学术上，当然就是要“为往世继绝学”，而不是“为后世开新学”。

可是这话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新旧其实是相对的、辩证的，你说某个东西很“古”很“往”，那只是相对于他们以后的东西而言，相对于那些诞生在它前面的东西，这就是新鲜的事物。比如说儒家都认为孔子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但问题是孔子对于我们这些在他以后产生的人来说是“古”，对于比他更早的人，比如尧舜禹乃至老子，都是“新”。那些今天被当做“古”推崇的东西，在过去的某个时间段都曾经是“新”，所以要是非得说“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并且真的严格执行的话，那那些被推崇的“古”其实根本就没有诞生的可能。杂文家陈四益先生曾经写过一个短篇：某人让自己家的女眷仿古，结果这些人都赤身裸体穿兽皮遮羞。当然要真是较起真，恐怕这都不叫古。

孔子像  图源网络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学”能够被认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真的有现实上的意义，能够对现实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学说，一个理论能够被应用，都是要有其背景的。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礼乐制，在分封制和宗法制都能正常运作的西周初年，它确实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而在孔子活着的那个年代，就显然不可能了。类似的，牛顿的那套经典力学理论对于他的年代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因为当时只探讨宏观低速的场景，等到到了爱因斯坦的时代，需要以光速为单位开展研究，就需要相对论；需要开展分子原子层面的研究，就得找量子力学了。

在社会上，这样的条件很大程度上就是时代的背景：经济环境、生产关系、政治格局等等。因此古人能用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能够照搬到我们今天的人身上，除非我们认为世界是机械、静止而且一成不变的。背景不一样，条件不一样，就意味着需要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也就意味着需要有不同的学说。对于亚当斯密的那种经济条件，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就是好的学说，但再发展发展，就到了凯恩斯主义的那种宏观调控的时代了。他俩究竟谁对谁错？答曰未必是对错的问题，是在各自的时代就需要各自的学说。

所以为什么要“为往圣继绝学”呢？不是说这样做不可以，而是说这实在是不能成为一种最高最终极的目标。重要的永远是要找新学，真正能解决既有和当下乃至未来问题的新学。往圣的确是高大的圣人，但毕竟他们不可能复活，我们现在就需要继续过好我们的日子。我们要推出某种学说，也不要单纯是因为它古或者新，而是因为它能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

只可惜这样的观点，我们回过神来实在是太晚了，直到新文化运动，这样的观点才在知识分子中有了一定的共识。也直到新文化运动，我们才真的彻底的开始批判这种复古的观点。说的最尖刻的还是鲁迅：“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我们当然过去经济上曾经阔气过，但那也是相对于过去的阔气，唐朝整个国家的GDP放在今天，恐怕一个省、市都能轻松的灭掉它。至于政治上的阔气，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那既然如此，我们只能坦诚的承认“未曾阔气”，只能要革新，不在想什么“为往圣继绝学”，而该去想“为后世开新学”了。

作者：海北尬生，因其尝求学于北海之北，每不顾环境而放尬言，故起此名也。喜航天，爱读书，本学理工，爱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