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刚博士在讲演中

我为什么还活着

——谈青少年自杀

文/谢刚

上周四10月15日，我惊闻邻市MV高中10年级高中生自杀身亡的噩耗，心情非常沉痛。 

他的同学在问，上课时他的话很多，很大声，看上去很阳光，怎么会这样？

诱因有很多可能，根源只有一个：看不到比死亡更有效的解决方法。 

初中的时候，我也曾考虑过自杀，为什么现在还活着？而且幸福感指数是5.7 /6.0（《牛津幸福感问卷》29题的平均得分）。 

每次社区发生类似悲剧，对我冲击都很大。 

2013年5月6日，我们 Fremont 校区一位拥有全A成绩的11年级亚裔女生，从金门大桥跳下，结束了自己风华正茂的17岁。 

七天后，静寂的 Irvington Memorial 墓园里，我泪眼模糊，看着那巨大的棺木被缓缓地降到穴底，然后一束束洁白的鲜花落在上面，“咚咚”的声音好象在敲门，试图唤醒沉睡的她。灿烂的阳光遮盖不住黑衣上承载的悲痛，反而更映照出大家眼中的疑惑和绝望。

那一幕，永远刻在我记忆里。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 2013年春季在上万名９到1２年级学生中的调查表明:

 近15%的青少年报告曾很严肃地考虑过自杀

近13%报告已经为此作了计划

近8%在过去的12个月中已经尝试过自杀

人，都有求生的本能。历史上多少君王在寻求“长生不老”的秘诀，现代多少重病患者都会去积极配合治疗，以求延长生命。

而我们的孩子，体能智力接近人生顶峰的青少年，却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式放弃他们无价的生命？

近85%的青少年从来没有过自杀的念头！

我身边就有许许多多这样充满活力的高中生，一天２４小时都不够用的。 

这两组孩子间有什么区别呢？

2013年 CDC 统计数据显示, 美国15到24岁间的年轻人中因自杀身亡的只有近万分之一（10.9 per 100,000 population)。

是什么因素把那么多像我这样曾有自杀念头的青少年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呢？

2013年的葬礼之后，我有两个多月无法集中精力做事，经常流泪。如果自杀对我这样一个陌生人影响都这么大，我无法想象家人和朋友的悲伤。 

我开始寻找答案，希望了解“求死的欲望”哪里来？自杀的原因在哪里？同时更想找到“活得很快乐的青少年的特点”，以求降低自杀风险和机率的途径，不让这种悲痛临到更多的家庭。 

总结找到的资料，个人经历及工作中的观察，以下几点供家有青少年的父母参考： 

一、自杀的原因 

研究表明，90%死于自杀的人有精神健康疾患。从作家张纯如，到喜剧大师Robyn Williams，每年都有名人因抑郁症而自尽，最近几年关于高中生的调查也不例外。 

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报告，近 11% 的青少年有抑郁症，近8% 的青少年有焦虑症，而其中只有 18-25%会寻求治疗。 

如果孩子心理有需要，请家长一定要像对待生理疾病一样，支持孩子就医。

自杀并非一个“原因”造成，生理因素占到48%，另外还有以下风险因素，最后由一个诱因引发。

自杀风险因素包括： 

精神疾病，包括抑郁、行为障碍以及滥用药物。

不健康的家庭关系：比如持续并经常存在冲突；生理、心理、或性虐待等事件；而其他家庭成员过度容忍。

情境危机，比如所爱的人突然过世、家庭暴力等。 

环境风险，比如家里有枪支；附近有车轨、高楼等。

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 (NIMH) 研究曾清楚地指出，青少年自杀的诱因，常常是“失望，失败，被拒绝等，比如和女朋友分手，考试成绩不理想，或者家庭纠纷”。

我在初中时也觉得活着没意思，经常想到自杀，很大原因来自于家庭关系的不和谐。

从懂事起，我就知道我不是父亲想要的孩子。首先，我是女孩，他一直盼的是男孩。我的名字在出生前就起好了，单字“刚”，发现是女孩后改都懒得改，所以跟了我一辈子。还有，我生性活泼，让寡言的父亲处处看着不顺眼。除了一年一度的家长会得到其他父母恭维时，记忆中父亲看我总是眉头紧锁。

初中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家里的争吵愈演愈烈，根本没心思管我们三个孩子。

弟妹还小，天性敏感的我看当时热播的日本连续剧《血疑》女主角幸子身患血癌，稀哩哗啦地掉眼泪。幸子曾经说到“我要像非洲野象一样孤独地死去” ，我觉得那该有多么浪漫，也想象着自己“像非洲野象一样孤独地死去”，追悼辞都给自己写好了。

为什么当年我既有“父母争吵不休”的风险因素，也有“想自杀的征兆”（已经给自己写下了追悼辞）, 但是没死成呢？除了没有自杀的环境（当时住平房而不是高楼，家里没有毒药，市内也还没建火车等），主要原因是没有“求死的欲望”。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Suicide发现，“求死的欲望”来自“累赘感”以及缺乏归属感。而这和我讲座中常提到的孩子基本的心理需要，成就感与亲密关系，正好相反。

如果有成就感，人就会觉得自己有价值，不会觉得是“负担”；如果和周围的人有亲密的关系，就不会缺乏归属感。 

我很幸运，高一下半学期开始在学业上找到成就感；再加上生性外向，身边没缺过朋友，所以才没有被一时的绝望推上不归之路。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国家学校心理学家协会（NASP）把家庭的支持和融洽的亲子关系列为提高青少年抗挫折能力的第一条，因为良好的家庭关系和亲子交流会增强孩子的“归属感”，温暖的家永远是孩子力量的源泉。

同时，孩子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爱好和特长，需要父母多花心思去观察和了解，有爱和接纳，才能让他／她们亮出自己的色彩，找到成就感和价值。  

二、科普自杀征兆，培训更多“看门人” (Gatekeeper)  

 研究表明，自杀是可以预防的，其中一个关键步骤就是科普自杀征兆。

50%到75%的人在自杀前有征兆，而这些征兆是最容易被熟悉他们的家人、朋友和老师察觉到的。这些征兆包括： 

直接或间接地表示想自杀   

自杀遗书或计划   

以往的自杀尝试   

交代后事（如交代安葬，写遗书，或把珍贵的物品分发他人）

沉迷于死亡的幻想中

我在学校曾经帮助过的数位有自杀倾向的高中生，都是朋友或父母带到我办公室来的。

有更多的“看门人”，我们才能帮助有风险的孩子及时得到需要的援助。

三、青少年的大脑：情绪调控和抗压机制还在建设中，冲动常占上风

 美国10岁以上的人口中自杀只是死亡原因的第十位，但到了10到24岁这个年龄阶段却上升为第二位，每年约有4,600死于自杀。更可怕的是同时还有每年近157,000的同龄人曾在急救室得到与自残相关的医疗救助。青少年期间死亡的首位原因（意外事故），以及“盲从”造成的模仿自杀，都是和这个年龄阶段大脑的发育特点息息相关。

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NIMH)在 Teen Brain: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一文里总结: 大脑成熟的顺序是从后向前的, 这是脑神经被髓鞘包裹的过程。神经只有被髓鞘包裹好后，它的信号才能最快地传导到目的地。青少年时期记忆力、阅读理解、数学分析、运动等功能逐渐达到顶峰，但与其它的脑叶相比，大脑的额叶最不成熟、信号传导性能最差，要到25岁左右才能完全发育成熟。而额叶却总管对危险和冒险的判断能力，控制冲动，计划和选择自己的行为，是大脑的总指挥。这是很多青少年情绪化、易怒、冲动、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欠条理、易受毒品、酒的诱惑以及喜欢冒险的本质原因。 

对从金门大桥跳下后为数不多的幸存者采访发现，他/她们在空中的那一瞬间都后悔了，意识到自己一直以为不能改变的困境，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

 很多青少年试图自杀也是一时冲动。我们成人因为生活的阅历，更容易认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孩子一旦遇到失望和挫折，很容易看不到事情有转机的可能。 

帮助青少年大脑健康发育，减少冲动机率，除了健康的饮食，还需要： 

 （1）充足的睡眠  

青少年需要每晚8-10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才能给大脑以充分的休息。就算课业再忙，也至少需要保证晚11点到早7点间休息。 

充足的睡眠对孩子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长期缺乏睡眠不止干扰专注力，记忆力等学习能力，更严重的是导致情绪调控困难。 

2015年湾区某高中在六个月内连续发生5起亚裔男生自杀事件，大部分事后都能找到抑郁症等原因，但有一位从家庭环境、学业、人际关系等都找不到明显原因，唯一一点是同学们反应他睡得非常少。朋友们无论凌晨几点钟需要找人聊聊，他是首选，因为什么时间都能打通他的电话。

 （2）经常锻炼 

每天保证至少30分钟的运动，不但提升睡眠质量，而且增加血清素的分泌，提高个人的幸福感，有效缓解压力，降低抑郁的概率。适当的体力活动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有益处。 

其实这两条对我们成人也一样重要。 

四、改变“信念”，增强抗压，抗挫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010年我曾伤心地告诉先生，大儿子已经显示性格中有预测自杀的特点，虽然那时候他只有五岁。儿子天生是“完美主义者”，每当事情不如意时就极度沮丧。学前班时老师反应他虽然学习能力超前，但一有不顺，比如腊笔画出了格，就马上情绪失控，因为橡皮擦不掉。 

出于做母亲的本能，我建议能不能让儿子从家里带个修改液，可以把画错的腊笔盖住，以避免挫折感。 

老师想了想，很认真地告诉我：“不行，因为他需要学习生活中有很多错误是盖不住的。错了就错了，没什么大不了。腊笔画错了，就把那一页折个角，让我知道就行了，然后继续。” 

我终生感谢那位老师的提醒。

最近频繁的青少年自杀事件，把“完美主义”推上风头浪尖，因为有研究发现它和孩子不能接受失败和失望正相关。可事实上不能以偏概全，把“完美主义”统统否定。 

临床心理学家 Jeff Szymanski, Ph.D., 2011年在 《完美主义者手册》一书中总结近20年对完美主义的研究，发现“健康的完美主义”可以帮助帮我们达到自定的目标，和工作/学习上的成就，对生活的满意度等都相关。而“不健康的完美主义”的问题不在于目标太过完美，而是为了达到目标而采取的方式，特别是过度担心期间会发生的错误及过度怀疑自己。 

很多家长在思考，为什么我们50，60，70后，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走过高压的高考之路，很少听说过有自杀的。反而是我们的下一代，生活条件这么优越，怎么就这么多想不开的？ 

每次一有自杀悲剧发生，家长才开始提醒孩子，“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可之前呢？我们给过他们经历，去体验“不如意”和“失败”吗？相反，很多孩子生活在假象中：考试要全Ａ，竞赛要拿奖，大学要名校，工作要大公司......这样的情况下，一旦挫折来临，孩子们措手不及。

 我们这一代，因为父母工作很忙，花在孩子学习上的时间少很多，倒是给了我们机会去失败，再爬起来。回想我的前半生，我很感激成长过程中那一次又一次的挫败：

 小升初考试发挥失常。虽然幸运地靠语文竞赛得过奖加了3分，勉强进入重点初中，但学习的信心全无；

初中三年父母关系继续恶化，没人督促我学习。我象脱缰的野马，上课不专心听，下课不复习，作业不好好做，成绩班里倒数；

用不正常的途径进入省重点高中，因为班主任的信任而重拾对学习的乐趣，高二高三都是名列前茅，但高考又发挥失常，本科进入曲阜师范大学。

因祸得福，89级曲师大外语系学风鼎盛，我常常戏称“人家读了四年大学，我们上了四年高三”，而且是无比快乐的高三。我们早自习晚自习都有党委书记监督，同学之间也以刻苦为荣。一周七天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去学习的路上。四年下来，养成的不只是良好的学习习惯，更重要的是体验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乐观。1993年我们60位同学中有19位考取一类大学研究生院，囊括北外、上外、广外等等各大知名外语学院。而我也通过自学，顺利转行，进入北师大心理学系攻读硕士。

 “无助感 (helplessness)”是预测自杀最准的情绪。而我们这一代人更多地收获了“控制感”，体验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命运可以改变。这样的情况下，无论遇到什么难题，也不会轻易放弃生命。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系教授，Martin Seligman博士，是积极心理学的先锋。他从1964年开始研究“无助感(helplessness)”和“乐观(optimism)”，在1990年的畅销书，《Learned Optimism》（中文译本《活出乐观的自己》）里总结，乐观和悲观的根本区别在于个人的归因/解释方式。坏事发生时，悲观的人会把它永久化，概括化和个人化；而好事发生时他们的解释则正好相反，是具体的，转瞬即逝的，外在原因决定的。 

比如打赢了球，悲观的人的结论会是：“今天对手可能太累了，没发挥好”或者“今天我侥幸而已。” 如果输了，则是“我球技不好，我本来就不如对手。”
 

 悲观的思维方式是抑郁的根源。

 Seligman博士的研究表明，孩子的归因/解释方式在8岁左右开始形成，除遗传基因外，三个原因决定了他们悲观或乐观的取向: 

 1）孩子在成长中常听到和看到的父母，特别是母亲，对日常生活事件的因果分析。换句话说，如果父母对好事的归因是长久的，概括化和个人化的，如“你花时间收集了这么多证据，我都被你说服了!”等，孩子就慢慢会形成乐观的解释方式。 

2）孩子失败时父母对待的方式。如果失败常被归因为长久的，概括化和个人化的，如“你就是记性差! ” “女孩子数学都不好!”等，孩子就慢慢会形成悲观的解释方式。这个很类似于《Mindset》（中文译本翻译成《看见成长的自己》）一书中讨论的“固定的心态”(fixed mindset) 。 

3）早期生活中有负面事件反复发生，如亲近的家庭成员在自己幼年时离世，父母失业，家庭诸事不顺等。如果没有适当引导，孩子会觉得不论自己如何努力，坏的结果总会出现，个人努力不会有用，所以感到无助，将来在遇到困难时则更容易选择放弃。 

让孩子达到“输得起”必经的途径就是经历并体验过“失败”是最佳的学习机会。 

大儿子学习一直很顺，四年级有一次历史小测验得了C-，回到家很平静地告诉我：“历史考砸了。” 我心中大喜：孩子考砸了，情绪这么平稳。第二天正好赶上家长会，我喜出望外地感谢老师给他这个C-，老师笑着告诉我，自己教了20多年书，第一次有家长为了C-感谢她。她不知道为了今天那声心平气和的“考砸了”，我们学了多少功课。（详见“输不起的是谁” http://overseaswindow.com/home/node/7470)） 

青少年自杀，是用一种永久的方法，去解决一个暂时的问题。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做到的，是帮助孩子端正对生活的态度，能看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 

2010 年加州 Danville 市一位８年级的女生，学习一直名列前茅，却因一次代数不及格而自杀。她的母亲被采访时一口咬定：“It’s all that stupid F!”（“都是那个愚蠢的Ｆ惹的祸！”） 

每次我讲座时提到这个例子，都有在座的父母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孩子连一次不及格的代数成绩都承受不起，她如何能面对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挫折和失败呢？不是那个Ｆ的成绩，而是她对Ｆ的心态害了她。如果把不及格当做对自己哪里需要更努力的提醒，怎么可能因此而走上绝路呢？ 

治疗抑郁和焦虑最有效的方法, 认知行为治疗的中心理念就是改变人错误的成见，帮助他们在困难挫折中看到希望，避免钻牛角尖，增强抗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比起孩子和家长如何看待这件事，几乎微不足道，个人对事件的诠释才是决定应对方式的关键。只是“拿成功来证明自己”的观念会让孩子不敢面对挑战，因为任何可能的失败都是对他/她们信心的威胁。 

而真正的“信心”，不只是相信“自己能尽力做到最好”，更重要的是“相信自己不论输赢，都会在这个过程里学到新的东西”。真正的“信心”不需要拿“成功”去保护，而应该用适当的“失败”经历来锤炼，因为如果孩子有了“成长的心态”做后盾，信心一定会在失败中越练越勇。

 《Mindset》一书的作者，斯坦福心理学教授Carol Dweck博士，提醒父母，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他们“热爱挑战，不畏错误，享受努力过程，学习上有恒心。” 

所以，孩子在身边成长的过程中，请千万别忘记让他／她们有机会经历失败，增强对挫折的免疫力。在自己努力做到最好的同时，可以接受本身力量的有限，才能更从容地面对结果；在意外到来时可以想到，很多事情的发生是在自己的控制能力以外的，不把时间浪费到怨天尤人上，才能踏实地面对新的挑战。 

学习过“输”，将来才能“输得起”。那不论孩子选择大学里学什么专业，将来做什么工作，和谁生活在一起，我们做父母的都尽可放心：生活如何风云变幻，孩子都会从容面对。 

同时，逐步建立抗压机制。青少年各不相同，适合他们减压的方式也不同。我认识的高中生中有的编织，有的运动，包括瑜伽，有的喜欢和朋友聊天，这些都是健康的放松身体，抒发情绪的方式。 

五、服务他人，培养责任感和使命感 

曾经有位家长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父母没有给孩子压力，但孩子从同学那里自己感到压力怎么办？ 

 确实，青少年之间的互相比较给他们带来很多压力，成为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根源。 

答案是帮他们开阔眼界，通过责任，找到“自我”以外的价值。

  “对生活的满足感，自尊和使命感”是美国国家学校心理学家协会推荐的自杀防御机制必不可少的一项。 

美国有一句俗话这样说：“如果你只是想开心一个小时，去打个盹；如果你想开心一天，去做一件你爱的事（比如钓鱼、足球、读书等）；如果你想一辈子都开心，请去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服务社区，是增强青少年价值感，同时又有归属感的最佳途径。 

我周围有很多这样的高中生，不但自己求知欲强，还通过各种方式用自己的知识帮助他人。儿子小学科学队的教练，就是当地高中十年级的学生。他热爱科学，不论自己课业再紧，课外网球队训练再累，都乐于每周拿出两个小时的时间，训练低年级学生。还有很多学生需要照顾家人，或在医院做义工等。他们的生命，超越了“自己”，有更大的意义。这样的孩子，就算生活中遇到挫折，这么多的责任和牵挂也会帮他想得更远。

 我家境中下，从93年去北师大读硕士就开始兼职打工。同学还没醒，我已经坐上公交车，换两路，到北京市委机关幼儿园教英语课。后来在外企做翻译。这些不但锻炼了我的社交和表达能力，更增强了对生活的信心。工资不但自给自足，而且还有结余给家里。96年出国时我没用家里一分钱，赔国家的培养费里有自己借的两万元，之后一年内还清。

 我很感恩那几年的经历，责任带来的也是价值感。

 如果孩子只是为了“成绩”而学习，为了“受人欢迎”而社交，那压力一定很大；可如果孩子看到自己现在的课业、活动、朋友等和社区，社会及自己将来目标的关系，那压力也会成为动力。

 美国高中要求每个学生在完成课业的同时，有几十个小时服务社区的经历才能毕业，那是绝好的帮孩子往“成人期”过渡的步骤。很多不了解的移民父母把它看做负担就大错特错了。

我见过很多孩子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建立非盈利组织，为社区提供学业辅导，园艺，环保等各项服务，完成几百个小时还孜孜不倦，乐在其中。很多更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继续高等教育的动力和方向。 

很多上了大学的孩子回来告诉我，回头再看看自己的高中时代，觉得当时自己很可笑，把很多并不重要的人和事看得那么高。她们当时以为那个高中就是“整个世界”，可现在才开始了解“世界”有多么大，自己可以做的有意义的事情有多么多，而学业成绩远远不能定义自己个人的价值。 

可惜的是，那些在高中自杀的孩子放弃了走到那一天，找到那个结论的机会。
 

 作者著有《我在美国做学校心理学家》

六、健康的信仰

 几十年对幸福的研究表明，除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外，只有信仰和幸福的相关值在统计学达到显著。美国国家学校心理学家协会也把推进健康生活方式的文化或宗教信仰列为提高青少年抗挫折能力的六个因素之一。

自从决志信主以来，我越多地了解基督，就越感到上帝的力量。我信主后儿子也开始越来越喜欢读圣经，积极参加青少年团契，让我深得安慰。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 有上帝的引导，孩子慢慢会了解，生命是神圣的，因为生命来自神的创造。自杀就是毁坏神的创造。生命的主权在于神，而非人。

 圣经的传道书里也提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 人何时生到世上，何时离开世界，主权乃在给人生命的上帝。大部分的自杀者是受害者，是需要帮助和辅导的，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是非”和“评判”，而是被了解与帮助。

对有自杀倾向的人，我们的主一定会说：“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我们改变不了青少年还在发育中的情绪调控机制，就算搬家来远离铁轨、大桥，我们也不能保护孩子生活在真空里，永远没有压力和失败。

 我们能做到的是增强韧性因素 (resiliency factors)，包括亲密的家庭关系，健康的社交圈，乐观的生活态度，健全的减压机制，成就感，价值感，责任感，使命感，信仰，等等。

这些足以增强生的快乐和意义，抵挡任何的失望，失败，挫折和不幸，以不变应万变，保护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的下一代健康成长。 

那些杀不死我们的，只会使我们更加强大！

作者简介

谢刚，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美国天普大学心理学博士。加州Fremont 联合校区学校心理学家，兼任Sofia大学研究生院积极心理学讲师。著有《我在美国做学校心理学家》，本文来自公号“阿斗越墙”和“相约晓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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