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不再互相需要，当人对人是鹅卵石

《人的消逝》序

文/熊培云

（一）

从缓慢生长的农业社会突然过渡到一日千里的信息时代，或许读者和我一样有某种恍惚感，时常觉得自己的生命和这个世界一样不真实。 

年少时我曾经和父辈一起在烈日下插秧、耘禾、割稻子、打谷子，几十年后又终日对着一台电脑思考过去与未来的点滴。如果此刻立于时间之幕前，我甚至能看到左起是商周的耕牛与犁铧，右边是通向未来街市熙熙攘攘的机器人群。 

就这样，在这人世我仿佛已经生活了几千年。 

试想在诸世纪以前，一个人在颠沛流离中经历一次改朝换代已是人生巨变，而我经历的是一部从斧柄到脑机接口的人类简史。如此奇幻的见证，如何真实得起来？然而，这恰恰就是我这一代人最普通的生活。

除此之外，我还见证了另外一种巨变： 

在过去，人与人是互相需要的，他们紧密生活在一起，就像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在诗里感叹的那样，无论谁的离去都意味着陆地失去一角。而现在，甚至人形奴隶都有了替代品，因为有了更好的电子奴隶。 

“人的消逝”——这是近年来不断回荡在我脑海里的声音。读者一定也注意到了，伴随着物的发达以及人对物的高度依赖甚至崇拜，人已经越来越不需要人了。 

即使在某些人类仍旧相互需要的领域，由于物对人类生活的过度介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疏离，就像诗人布劳提根笔下的避孕套不但导致了春山矿难，还隔离了肌肤之亲。而现在这个避孕套变成一台机器。这台机器不但正在俘获男女的欢欣，而且让男女之情失去始于远古的快乐。 

（二）

几年前在牛津访学，我曾经和朋友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人与人之间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般来说，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爱。20 世纪 80 年代有歌曲就叫《让世界充满爱》。而我认为是“亏欠”。它用英文很难译，我甚至生造了“oweness”这个并不存在的单词。我这里说的亏欠是指一个生命觉得对另一个生命或者群体在某方面有所欠缺甚至感恩，这是一种主观感受。 

比如父母养育了孩子，孩子感到对父母有所亏欠。农民在烈日下播种粮食，其他人为自己在空调房里看报纸感到亏欠。洪水来袭，军人冒死护堤，当地的民众为军人的勇敢牺牲感到亏欠。或者，大风大雨天外卖员送来订餐，订餐者为他们的辛劳感到亏欠。 

在传统社会中，更普遍的还有丈夫在外面打拼，妻子在家里忙前忙后，可谓各有各的艰辛，若能体会到这种亏欠，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爱也会多一点。 

以上种种，亏欠像是榫卯结构一样将人类紧紧地咬合在一起。 

首先它是广泛存在的一种情感，内涵可大可小，既可以发生在亲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相较于恩重如山的压迫或知恩图报的负担，它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互助互利后泛起的“情感的涟漪”或者“隐秘的纽带”。恰恰是这些“情感的涟漪”或者“隐秘的纽带”构成了人类有情的风景。 

往大里说，我们对父母的感情，并非只是基于简单的血缘关系，还因为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目睹了他们的辛劳，于是在心底产生了亏欠之心，这不是胡适等知识分子一句“父母无恩论”所能抹杀的。我们对孩子所谓的无穷无尽的爱，其中也有某种内在的亏欠，即我们是在未经孩子同意的情况下将其带到世上来，而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为一个孩子的到来做好准备。想到孩子未来可能遇到的种种艰辛，任何有责任心的父母都会想着为他们多做些什么。 

如果亲人之间没有这种亏欠，最后就只剩下朴素的人类之爱了。 

当说那也是常态。问题是，现在的人类进程是什么？是机器正在取代人的工作，物取代人，而人们互不关心，甚至连生育也在被机器替代。 

为什么现在结婚率近乎悬崖式下降？背后至少有一个原因——男人和女人在互相抛弃。当越来越多的人生责任被交给社会与机器，不仅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血缘纽带松弛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松弛了，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朴素连接也在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是一堆相互间没有了亏欠之心的机器。人似乎是把自己变成了机器，然后才欢呼机器人的到来的。

（三）

《人的消逝》并不否定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就，它着重并集中探讨的是随之而来人类正在面对的两种危机：外在的危机和内在的危机。 

从更大的层面来说，外在的危机主要是物的危机。一方面是工业化以来人类对自然之物的竭泽而渔导致严重后果，另一方面是人造之物对人类的反噬。具体到原子弹、互联网与人工智能，仅从安全计，这些人造之物完全有可能在其“觉醒的一刻”将人类推向深渊。 

人类尚有的幸运是“万物还没到觉醒的时候”，而人造之物所带来的危机只是其中一种。

人造之物并非只有科技，它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20年间，我的一个最大感受是：曾经热情讴歌的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环顾现实，不仅前现代正在以一种改头换面的方式卷土重来，后现代孕育的一切也多已花果飘零。早在 6500 万年前，为欢迎未来人类的到来，大自然完成了对恐龙等史前巨兽的清场，而很多年后人类却制造出了政治的、资本的、科技的、文化的等各类庞然大兽在自己身边徘徊。显而易见的是，人类虽然一度成为地球森林里的主人，并且站在巨型机器之上，却已经渺小得甚至不如一只蚂蚁。 

内在的危机本质上是人的危机，不仅包括人的主体性丧失以及人际关系的朽落与瓦解，还体现在每个个体在不断地物化他者与自我物化。进入现代以后，伴随着种种神圣的价值与古老的信念被毁灭，如诗人荷尔德林预示的那样，“技术降临，诸神隐退”，技术不仅把人和大地分割开来，也把人和神分割开来。 

而现在高歌猛进的技术同样分割了人与人，让每个人重新孤绝地回到塞满机器的电子山洞。从此人类不仅进入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状态，在肉体上也开始互相抛弃。从前，一个人无论是走向远方还是回到出生地都是为了诗意地还乡，而现代人或后现代人都在萎缩成一个个怕死的流浪者。 

荷尔德林在 19 世纪担心的是，当人类神性的根基消失后，这个世界将到处都是不同职业者，如教师、铁匠、思想家，但是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而现在更糟糕的是，不同职业的人也在消逝。如前面所说，人类将进入一个互无亏欠的时代。人变得更自由了，也变得更无依无靠了。当上述“情感的涟漪”和“隐秘的纽带”没有了，榫卯结构消失了，人正在毫无悬念地变成时间海滩上一块块光滑的鹅卵石。 

在霍布斯批评的“人对人是狼”的时代，人对人尚有觊觎、互利之心。而在人对人是鹅卵石的时代，就只剩下孤零零的坚硬与自求多福了。 

回想很多年前我还在农村生活时，每天见到的人都屈指可数，每个人的死亡都是大事件。后来进了城，认识的人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日益淡漠。合理的解释有陌生人社会、城市病、生活压力等。再后来有了互联网，一时间来了天量的网友。时时刻刻和各种各样的朋友杂居在朋友圈里，直到有一天猛然发现，在朋友圈里我差不多失去了所有的朋友。

（四） 

当生活的半径被急剧拉大，每个人都习惯关注那些遥远而抽象的事物，成为失去爱的能力的人。 

人不再互相需要的具体表现是：每个人越来越习惯孤独，越来越爱抽象的人而非具体的人。 

虽然在互联网上有针对某个人的具体的维权，许多人甚至会以隔岸观火的姿态卷入其中，由于实际上对当事人一无所知，并不相识，也无真正利害关系，从本质上讲这还是在关心一个抽象的人。它不像左拉维护蒙冤的德雷弗斯，反而像捧着爆米花的观众维护电影里自己喜欢的某个角色，对于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具体的抽象”。 

所以说那依旧是更爱抽象的人。为什么？因为爱具体的人太辛苦甚至太痛苦了，爱抽象的人则更简单，就像爱天空、河流与没有粪便的草地。 

回到前面论及的物的危机，自从机器深度介入人类生活以后，人类不仅渐渐开启了不再互相需要的历史进程，而且机器还加速了人类互相消灭的可能。原子弹带来的恐怖平衡，本质上不是平衡，而是恐怖。 

生而为人，我每天都为人类研制出类似可以导致自我灭亡的致命武器而感到羞耻，当物的危机与人的危机合二为一，势必以最大可能推动人的消逝。人与人的关系会影响人与物的关系，反之亦然。 

（五） 

今日立冬。新书付梓之际，最后说一说《人的消逝》之缘起。 

本书的思考与写作，最早起源于南开大学有关微博的一个小课题， 然而我并不擅长限时的命题作文，纵大限已到，仍一字未动。当微博变成“恶人谷”——对此课题我更是全无兴趣，遂另起炉灶，倾注热情。显然，相较于简单且应景地剖析为何人人互掷刀剑，我宁愿关注价值深邃恒远的人之消逝。而且，拜当年在巴黎大学所受科技人类学课程的熏陶以及网络时代的日常实践，在授课之时我对互联网的异化已经积累诸多批评，此为更早一段机缘。

事实上，从 1996 年上网以来，我不仅见证了互联网带来的科技晕眩，也见证了它对人的狙杀与反噬，所以早在十年前便有意写作一本《原子弹与互联网》。自从高中时握住了诗歌的笔，我真正关注的永远是人。最近这些年我试图重新捡起诗歌和小说，既为不负平生，也因为文学可 

更深入人学。无论社科还是人文，在我这里，人都是最初的起点。 

2017 年秋天，接受凯风公益基金会和牛津大学的联合邀请，我开始了在英国为期一年的访学之旅，因此有机会比较系统地思考这一切。还记得那段时间里，经常坐在牛津小街的长椅上写下所思所想，有时候甚至会坐到午夜，看熙来攘往的人流陆续散去，对人之消逝也算是有了更多的体悟。 

几年来，浙江人民等多家出版社一直关注本书的写作进程，所有善缘皆存于心，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内容简介

人工智能正在打开潘多拉魔盒。事实上，每一次划时代的技术浪潮，都粘满了“盲目乐观”的羽毛。原子弹虽然结束了二战，但也形成了对人类存在的巨大威胁；互联网虽然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生活边界，但越来越多的人反而经历着时空坍缩；人工智能虽然使得机器变得越来越人类友好，但人类反而像是沦为了机器的附庸……

本书中，熊培云以原子弹为思绪的起点，进而延展到互联网构建的新型文明，及至近年来欣欣向荣的人工智能，系统、广阔地分享了自己近年来的思考。试图在科技一往无前的当下，唤醒“人何以为人”的意识；唯愿科技与人文，各执半轮明月。

作者简介

熊培云，1973 年生于江西永修，毕业于南开大学、巴黎大学，主修历史学、法学、传播学与文学。曾任《南风窗》驻欧洲记者，《新京报》首席评论员。香港大学、东京大学、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理想国译丛”创始主编委员之一。现执教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