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维舟

前不久，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到访中国人民大学，谈到该国人口政策改革经验，演讲完，台下的人大教授王宪举提问：

“我们国家现在女同志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家长也好，领导也好，你动员她，劝她，她不听。所以，我就奇怪，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你们在政策上、措施上、优惠待遇等等方面，甚至我听说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地、服服帖帖地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

很少有人如此直白地说出“女人是生育工具”这层意思，因此这番话立刻就让他出名了，网上几乎一边倒地都相当反感，毕竟，谁肯只是老老实实生孩子？

哈萨克斯坦的生育率确实比中国高得多，但它的情况其实颇为特殊。

1999年，哈萨克斯坦的总和生育率（TFR，即每个妇女一生所生育的孩子数目）低至1.80，但到2021年居然奇迹般地回升至3.32，在全世界也算得罕见，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和别处一样，哈萨克斯坦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尤其是大城市女性）的生育率也很低，农牧区才生得多（2001年俄罗斯族女性TFR仅1.17，乌兹别克族女性则高达2.92），但近三十年里，该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动。

阿拉木图等大城市、北部俄罗斯族聚居地区的生育率最低

1991年苏联解体时，哈萨克族虽然名义上是主体民族，但人口占比仅比俄罗斯族高一点点（42.7%比37.8%，更早的1959年甚至是30%比43%）。

对哈萨克斯坦来说，这是兹事体大的国策：这个新国家地广人稀，强邻环伺，因此不但需要提升人口总量，而且为了确保哈萨克族的主体民族地位，必须不断提升其人口占比。

办法有三：一是迫使俄罗斯人离开（如规定哈萨克语为官方语言，不懂哈语的俄罗斯人无法考公），1991年独立时全国还有1641万人，到1999年跌至低谷的1486万，主要就是因此；二是鼓励国外的哈萨克族回归；三是投入石油财富激励生育，当然，尤其是哈萨克族女性。

效果确实很明显：到1999年，哈萨克、俄罗斯两族人口占比已变为53.5%比29.9%，现在更达到了71%比15%的悬殊地步。原本低生育率的俄罗斯人大量离开，占比下降，全国平均的TFR自然也就上升了。

生育率在2001年达到低谷后，国内四大民族（哈萨克、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女性的生育率在大量补贴和优待政策之下，生育率也都止跌回升了。然而，在2021年达到最高点后，现在也处于缓慢下降中，预计再过一代人时间，也会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

哈萨克斯坦总和生育率2021年后也在下降中

由此可见，哈萨克斯坦人口政策的出发点和中国截然不同：它独立后一直苦于人少（现在也才刚突破2000万，想想看，它有270万平方公里，而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都有2500多万人）、尤其是主体民族人少，也有钱投入，这些中国都全然不一样。至于它的做法，倒也没什么特别的，问题是中国能学吗？

分析这些，可能有的人已经觉得我太认真了，我当然也不是专家，但关键是王宪举作为中亚问题专家，为什么会问出那么离谱的问题？

在王宪举的那番话里，最可怕的是那句“她们怎么能够那么相信你们的话”，因为这意味着，在他的想法里，生育不是女性自主自愿的，而是管理者采取任何手段（无论是强制、诱使还是说服）来迫使她们去完成某个他人想要达成的目标，也就是说，虽然她们自己不情不愿，但还是要让她们“服服帖帖”地去做——不但是工具，还得是很听话的工具。

这种想法，渗透在管理者的思维里，所以才有那样的嘲讽：“35岁工作嫌老，60岁退休嫌早；1000万大学生嫌多，1000万新生儿嫌少。”人同样是人，但由于需要达成的目标不同，就显得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从现场照片来看，他提问的时候，旁边的人已经在发笑了，但在座的女学生无人抗议，不妨这么猜想：这位70岁的老专家大概长久以来这么说话惯了，因而压根没意识到自己哪里说得不对。

像他这么想的人可不在少数，其共同点是：他们在面对人口危机时，都只会去想“怎么把人变成听话的工具”，而很难去反思“把人工具化”本身就不对。

柳泽伯夫

2007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大臣柳泽伯夫在谈到令他头痛的少子化问题时说：“年龄在15岁至50岁间的妇女数量是固定的。正因为生育机器的数量和设备是固定的，我们能够要求她们的就是，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

这番将女人比作“生育机器”的奇谈，为他招来了如潮的抨击，一再鞠躬谢罪。虽然这番话藐视女性，但在生活中据说却很怕老婆，他的夫人纪子事后接受采访时说：

那天，我从电视上听到他说女人是“生育机器”时，气得都快脑冲血。我们家有两个女儿，她们也都对爸爸的这些谈话感到生气。这个老头很不成器，虽是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但读的全是死书，说话经常不经大脑。他回家之后，我训了他一顿。我骂他：“你母亲生了你们兄弟8人，家庭贫困，可都一个个把你们带大，后来还操劳死了。你今天说这样的话，像人话吗？”

话又说回来，他在家全听我的。他也主张女人出外工作，必须能够独立自主。60岁那年，当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执教时，他鼓励我不能放弃事业。他是一个体贴的丈夫，在我生小孩时，他陪我进产房。孩子小的时候，都是他在督促，他也是一个好爸爸。

一个看起来体贴的好丈夫、好爸爸，为什么也会这么说话不过大脑？因为他的思维就是如此：当他谈到人口问题时，想到的不是具体的人，而只是一串数字，此时对他来说，女性确实就只是“生育机器”，他只不过是不小心说了大实话罢了。

柳泽夫人还强调：“我绝对不是一台机器，机器没有记忆，也没有感情。如果说女人是机器，那么不就表示说，男人都在强迫机器生产？所有女人都不会愿意替有这样思想的男人生孩子！”

这话倒是说到了点子上：有的男人以为解决生育问题，只要想办法迫使女人“老老实实地、服服帖帖地生孩子”就完事了，但没有意识到，女性之所以不愿生，就是因为有这种想法的男人太多了！

很多人都觉得是现在的年轻人突然“不听话”了，但实际上，当生存环境压力太大时，这只不过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

历史学者谌旭彬在《大宋繁华》中指出，“政治权力再强大，也只能间接催生，无法直接管控女性的子宫”，而“在传统农业社会，百姓生育子女的意愿是强是弱，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民众当下的物质生活水准。二、现行制度下，生养孩子能否给家庭带来好处，孩子是否有好的未来。”

这样，当官府试图将负担按人头税转嫁给民众，原本生活已陷入困顿的民众自然会抑制生育意愿，因为哪怕只是为了减轻负担，他们也会选择少生乃至不生：

民众被人头税压榨苦了，又没有与官府正面博弈的能力，便只能逆向操作，以少生孩子，甚至主动杀子的方式减少人头税，以减轻自己的生存压力。

当下如果说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年轻一代女性觉醒了，意识到在没有充分支持的情况下，生的孩子越多，自己的负担只会越重。谁愿意去做一件明知对自己不利的事？

不去想如何改善女性的处境、提供更多支持，创造一个生育友好型社会，只想着什么都不用让步，设法让对方听话就行，这样一厢情愿的想法，不知道是把对方当傻瓜，还是自己太傻瓜？

醒醒吧，妨碍年轻一代女性生育意愿的，不是她们自己，而恰是这种老顽固的念头。

作者简介

维舟，书评人、专栏作家。出版有散文集《大地上所有的河流》、小说《无岸之岛》、评论集《一只脚踏进后现代》。原载公号“维舟”平台原创文章均为作者授权微信首发，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平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