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识李昕总编之前，就已关注他的公众号和视频号《编余闲笔》，感觉他是一位很有学养、儒雅的谦谦君子。他身上具有一种老一辈文化人身上的文气，但却又一点也不文弱，只感觉他整个人的气质和做视频的风格在这个社会似乎与众不同。

不久就有一次和他见面的机会，那是2023年5月底，有朋友组织了一次聚餐，聚餐会上有著名的作家、学者、企业家，法律人，还有李昕总编和我。那天我去时大家已经都到了，我进去和大家打招呼，做自我介绍，李昕总编就爽朗地说我知道你，我常读你和沈睿的公号《新锐评》的文章，我再介绍我是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他说知道知道，我和你们的刘先生很熟。他的热忱、友善、开朗让我对他顿生好感，印象深刻，那天我们互加了微信。

我知道他的书《一生一事》，于是第二天晚间我发微信问他：“能否给我寄几本您的书”，他爽快地回复：“没问题，明天寄”，果然第二天我就收到他已将书寄出的信息。第三天就收到他寄来的三本书《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做书的故事》《一生一事》，我立刻翻阅，当我在他的书中看到他说“出书是为了推进社会进步”的话时，我在微信中问他：“您说您出书是为了推进社会的进步，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共鸣”，他回复：“这是真的，一直以来的理念”，我又在《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黄韬的序言中看到黄韬写，李昕总编对他说：韬奋先生教诲，出版要“力谋改造社会”，从此我对他肃然起敬。一字一句读着他寄来的书，读完之后，对他更加敬重了。

今年夏天好朋友沈睿从美国回来探亲，她是李昕总编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校友，正是因为她，我和李昕总编互相知晓。6月7日，李昕总编在三联书店有一个售书活动讲座，我和沈睿前往聆听。活动后大家在王府井一家饭店共进晚餐，饭桌上听他侃侃而谈，他讲话字正腔圆、铿锵有力，饭桌上的他给我的感觉是健谈、精干、爽朗、活跃、见解独到、敢说、有趣，他的形象不再仅仅是视频号里的那个书生、文人、出版人，更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出版经营者，一个行动力强的干才，非常有男子汉气魄，听着眼前声情并茂讲话的他，看起来比视频号里的他年轻许多。

活动完，我又得到了新版的《一生一事》，序言是我们所长刘梦溪先生写的，倍感亲切。

新版《一生一事》

又细读一遍新书，出于对他的敬佩写了一篇书评，写完以后让他看，他说把出版家云云去掉吧。他太谦虚了，他可以把他的同事兼朋友高贤均称作出版家，却不肯让别人说他是出版家。

我的书评6月18日在我们《新锐评》公号发出后，他表示感谢，说：“你辛苦费心了”，并说你这篇是所有《一生一事》书评里最敢说的，涉及敏感话题最多，在官方媒体肯定发不出来。我说：“这才是我想说的”，我就是想借题发挥。他说：“鞠躬，谢谢！”

11月27日收到他亲笔签名：”红萍友存念”的新书《翻书忆往正思君》，非常感谢，忙完手头的工作，立刻拜读，一气读完，这是一本具有可读性的好书。

在40多年的编辑出版生涯中，李昕总编曾和周有光、钱钟书、杨绛、钱学森、杨振宁、王鼎钧、傅高义、韦君宜、曾彦修、邵燕祥、王蒙、吴敬琏、刘再复等名家相遇，写下了不少记述往事的随笔。他自选其中的27篇，结为《翻书忆旧正思君》一书，最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7篇随笔分为四辑，依次讲述学者、作家、出版人和有争议的事。

开篇写的是百岁学者周有光先生，周老晚年思想睿智，常常道他人所不能道，是照向中国的一束智慧之光。李昕前往周老府上拜访，闲聊中谈到北约干预某国，周老说，开始他还质问他们哪来的权力？后来他上网查了资料，得知原来联合国2005年有一个决议，讲在国际规则中人权高于主权，他这就明白了，我们也就明白了。作者送周老一本刚刚出版的《邓小平时代》，老人说，在他的心目中，近代以来中国三个人最重要，分别是康有为、孙中山、邓小平。

书中写了杨绛和钱钟书的风骨：钱钟书先生拒绝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邀请，追求身心的宁静；杨绛先生以照顾生病的钱钟书先生为借口，婉拒江青邀请她同游颐和园；他们把全部版税上千万元捐献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清寒子弟完成学业。高风亮节，淡泊名利，可见一斑。

《傅高义和他的<邓小平时代>》是书中最有趣的篇章之一。争版权的过程曲折，最终胜出，靠的是细致周到的工作和诚恳、坦率的个人魅力，他对傅高义说：“我们做出版的人心目中有个理想，就是要用书参与推动历史进步”“这本书的出版对未来中国的改革发展可能会有重要影响。”作者感慨地说：用儒雅形容傅高义先生虽然很合适，但还不够，傅高义先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一种彻头彻尾的谦虚，一种虚怀若谷的大度，但中国老一代学者中让人有这种亲戚感的实在不多。他与人为善，诚恳待人。写作这本书花费十年时间，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很少有节假日，“可歌可泣”。他巧妙地调动央视为傅高义的书造势，让其销售量大幅超越基辛格的新书，也让我拍案叫绝。

作者敬佩吴敬琏坚持呼吁扩大改革开放的胆识，一次一次敏锐、快捷、厉雷风行地将吴敬琏的新书推向社会，这又一次体现了李昕总编力图通过出书，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努力。

他说自己与王鼎钧有文学缘。鼎公曾经说过一句话：“做值得写的人，写值得做的人”，对他触动很大。他要给鼎公出版一本随笔集，里面有一组涉及基督教文化的随笔，按照规定，涉及宗教的书稿都要送审。李昕提出两个方案，请鼎公选择：一是按规定送审，静静等待结果；二是换一组文章。鼎公非常理解李昕的难处，回信说：“基督教里有两句话，是他的人生格言：改变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变的。”他说：“鼎公的两句话，包含大智慧，对我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作了一个总结。”读至此，颇为感慨。

作者写道：“我暗自想，自己从走上编辑道路那一天开始，就怀抱文化理想和社会责任感，希望通过自己编好书来促进社会改造和思想进步。这就是要‘改变那不能接受的’，身体力行，帮助我们的社会不断克服弊病，使之变得越来越好。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总是致力于出版一些有助于思想启蒙的书。但是，受到主观和客观条件限制，有些目标我们无法达到，或者无法一步到位。这时，我们需要灵活处理，不能大步走时就小步走，不能快走时就慢步走，不能直线走时就曲线走，总之还是要坚持往前走。这就是必须尊重现实，‘接受那不能改变的’”。

《本色韦君宜》一文最能代表80年代初意识形态的真实情况。韦君宜几度勇闯中南海，找到胡乔木，为莫应丰的《将军吟》、竹林的《生活的路》、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作品拿到通行证。但她在涉及文学界内部山头宗派纠纷的著作上，又格外谨小慎微。胡风垂暮之年，为自己的《评论集》写出后记，韦君宜却不让用，让李昕大为失望。等她的《思痛录》出版后，作者理解了她：“我了解了韦老太质朴的内心，感受到她炽热的情感，更看到她无私无畏的精神境界，以及她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清醒思考。她是真正的勇士，也是真正的智者。她有一种大彻大悟。”

《君子屠岸》也让我感触良多。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岗位上本来干得很好，想有所作为。但实在无法应付清除精神污染的表态压力，不得不请求离职。出版社总编竟然成了最难的职业。屠岸单纯善良、内心柔软、多才多艺、至诚至爱，“防止政治上‘触雷’的责任也让他不堪重负”，焦虑症复发，夜夜难眠。他的内心挣扎，让人泪目。

李昕说：“如果有人问我，在当今活跃于两岸三地的中国出版家中，你最钦佩的是哪一位？我会不假思索地说出一个名字：刘振强。”李昕用很长的篇幅对三民书局刘振强做了细腻描写，读来并不觉得冗长乏味，因为他在充满激情地抒写一位出版界的英雄，一位将出版做成有利于子孙后代、民族、社会、传承中国文化的大功业的奇人。“在他（刘振强）看来，重要的不是追求什么主义，而是做什么人。他一辈子，看重的其实只是四个字：‘有为’和‘善良’，这是他的立身之本”。我觉得，这也是李昕先生的立身之本。

作者对曾彦修也十分钦佩。曾老说：“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以为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所以，他：“有权力时‘不整人’，自己挨整时也不害人。作者评价说，在那个年代，一般人不整人容易做到，一个领导不整人却很难，曾老在“反右”运动中，宁愿自己主动报名当右派，占一个名额，也不愿意为了完成右派名额，冤枉同事们，这是多么难能可贵！作者在直播节目中，郑重推荐曾彦修的《平生六记》。

本书也有几篇涉及有关杨振宁、李敖、王世襄、沈昌文等人争议，他的叙说和辨析，力求公允，也让我颇感兴趣。

《翻书忆旧正思君》之所以有吸引力，不仅因为他写的多是名人大家，性格、学识、为人、处事独特，有鲜为人知的独家材料，同时因为他善于把握材料、布局调动、安排情节，读来跌宕起伏，让读者始终处在阅读兴奋中。他知人论世，一叹三咏，有声有色，充满趣味，温情中不失冷静，边叙边评，有独特视角，有时入木三分。他文笔流畅，铿锵有力，有明快的节奏感，一气呵成。总之，通过这本有故事、有趣味、有品质的新书，我们可以走进一位善良、重情、有为、敢为、有责任感、使命感、有勇有谋的出版家。

明天，12月27日晚八点，李昕先生和我直播谈他的新书《翻书忆旧正思君》中那些有风骨的作家、学者和出版人，欢迎大家扫码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