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三关是个小镇，主要是去避暑，去之前便未如往常旅行前必做某些功课。但当站在酒店露台望出去，对面就看到一个显眼的招牌“寇菜酒店”时，心里猛然就联想到“东坡肘”，继而想到寇准，难道这小镇竟然与一千多年前的北宋名相有关？

赶紧打开百度地图，果然就看到相府路，劝农亭，将军路。无疑，这些名称一定与某些历史故事和人物连接。

顺着往下搜索，果然赫赫有名的北宋宰相寇准，第一份工作居然是巴东县令，劝农亭便是他流传至今的政绩。

而将军路的由来则与辛亥革命有关，而且还曾在我老家长阳住过。不过邓将军一生处于大变革时代，结局令人唏嘘，得另做一文。

一，19岁的县令

寇准远渡关山，来到长江巫峡边的巴东时，年方19岁。不难想象，这个出生在渭南富庶之地的书生，面对峡江边的穷山恶水，最初是何等措愕。正如他诗中所写: “众木侵山径，寒江逼县门"。

19岁取进士，虽也有一番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寒窗苦读。科举策论，也自有其高屋建瓴的宏阔。然而，“纸上得来终是浅”，面对现实的荒蛮和落后，我想，寇准踏上巴东土地的那一刻，一定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有了深切的领悟。

那是公元980年的巴东，虽因其正值长江水路上的重要位置，已经纳入朝廷的管辖，隶属归州（州府设今秭归），但大巴山的高山深谷，迫使生活在此的原住民，除了极其落后的刀耕火种外，还必须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原始狩猎捕捞，维持基本的生存繁衍。

年轻的寇准经历了最初的惊愕和失望之后，很快就显示出他厚重的智识底蕴，和稳重务实的政治能力。他深入穷乡僻壤，走村串户。那时候别说车路，估计连骑马的机会都不多。

他从长江边一路翻山越岭，到达野三关时，已经是一千多米的高山地区。沿途所见，百姓几乎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就像遍山的野草，自生自灭。

面对此情此景，作为以收税和分派劳役为主要任务的县令，年轻的寇准要想把满腹治国经纶付诸实践，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考验。那时候，许多地方官员要么是难以完成任务被上级责罚，要么是官逼民反，局面更加糟糕。

但19岁的寇准，第一份工作显然做得很好，他此后一生的官德和才能，从巴东之治即已奠定。

二，恩信感化

针对巴东现状，寇准先是实事求是上书朝廷，阐明客观事实，请求轻徭薄赋，以保证百姓生存和生产的基本需求。由于奏书事实充分，道理得体，引起了朝廷重视，百姓由此减轻了赋税劳役，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激发起更大的生产热情。

同时，针对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刀耕火种的落后方式，寇准一边鼓励农民垦荒整地，一边引进中原地区的良种和种植技术，并耐心加以辅导示范。他编写的《劝农歌》简单易懂：“苍天在上，后土在下。效我神农，五谷丰登。挽草为业，定居稼穑。乐土归民，传之子孙”

农业区域很快进步，粮食收成迅速增加，极大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但寇准并不满足，他还爬山涉水，徒步到深山老林，体察那些渔猎为生的百姓。一边与他们讲农耕定居的优越性，一边教他们学唱劝农歌，传授垦荒务农技术，逐步使他们跟上社会节奏。老百姓为了纪念他，由此在野三关修建了劝农亭。

经过三年间与民同甘共苦，亲力亲为，巴东的社会状况得到极大的改观。百姓逐渐安居，粮食自给自足，三年里，巴东县每年的税收和徭役，完全不需要上门催缴，只要在县衙外张榜公布，百姓就会自觉完成，这在当时百官中传为佳话。

同时，寇准也很注重人文环境，他在任内修建了白云亭，秋风亭，在县衙植树，让破败的县城多了几份雅致。苏轼，陆游等文人雅士路过巴东时，都必去吟诗感怀。秋风亭几经县址搬迁，每次都得到复建。而他手植“莱公柏”的故事，也一直在变迁中被传承，被复制。

寇准节俭廉洁，勤政务实的作风给巴东人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人们亲切的称他“寇巴东”。他离任时百姓赠给他“万民伞”，后来还修建了怀念他的寇公祠。他在巴东所作的一百多首诗歌被集结为《巴东集》。

巴东历史上是土家族和苗族的居住地，恶劣的自然环境，磨炼出彪悍的民风。但寇准遵循“恩信”治理，犹如春风化雨，不仅让百姓丰衣足食，也让人心温暖，社会安定，与相邻的土司控制区形成鲜明对比。

三、武力征服的改土归流

在与巴东交界的大巴山和武陵山深处，还有更多土家族苗族聚居区，在改土归流之前，主要由几个强大的土司统治，其中最重要的是容美土司。容美土司在明清之际势力极盛，被誉为“楚蜀各土司中之最强者”。

土司拥有完整的行政、军事、司法体系，甚至有自己的军队，士兵称为“土兵”，地方数百里，部落数万户。

尽管地处偏远，但历代土司，崇尚汉学，修建园林、戏台，与汉族文人交流，形成了独特的土司文化。

然而，容美土司与中央王朝也始终存在矛盾。他们时常扩张地盘，与周边小土司以及朝廷直辖地区发生冲突，且使用只有皇室才能使用的规制，如宫殿名称、龙凤装饰等。这都引起了朝廷的警惕。

到了清朝雍正年间，末代土司头人性格多疑残暴，在境内横征暴敛，激起了内部土民和部分头人的强烈不满。清廷不断接到对头人的控诉后，下旨严词斥责，并命令其进京陈述。但他继续抗拒并托病拖延。清庭遂调集重兵，从四川、湖南、湖北三个方向对容美土司形成合围之势，摆出不惜一战的姿态。

外部压力猛增，更重要的是容美土司内部人心涣散，下属的土民和头人纷纷反抗，不再听从号令。陷入绝境的土司头人，在众叛亲离和大军压境的绝境下，最后自缢身亡。

清军由此顺利进入容美地区，没有遇到抵抗。雍正随即下旨，废除容美土司，将其地纳入中央直接管辖。

四、恩信和征服孰优孰劣？ 

容美地区的改土归流虽被称作“兵不血刃”，但从朝廷调集重兵压境来看，其民族融合依然带着鲜明的强制征讨方式，其间的诸多细节无疑有代价，有血腥。

窃以为，中原汉民族与鄂西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融合虽然是历史趋势，但如果能以寇准的恩信感化代替武力征服，以时间换人心，或许是一种代价更小的选择。

毕竟大巴山区生产方式落后，百姓穷困，总有一天他们会自然融入相对先进的中原民族。当然，地方土司注定不肯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利，但如果遇到比较开明的头人呢？历史虽然无法假设，但历史可以提供经验。

只要我们愿意思考，愿意承认人类各民族的巨大差异性，愿意善待所有弱小，愿意相信弱小也有成长的能力，并耐心等待他们的成长，帮助他们成长。而不是利用他们的弱小任意掠夺剥削，以满足一己之私，民族融合一定会水到渠成，历史也会更柔软。

当我在野三关看到公元980年寇准留下的那些遗迹和传说，走在安宁祥和的相府路上，也想起如今依然在民族仇恨中相互残杀的苏丹，想起似乎一团乱麻，战乱没有尽头的中东等等。

很难理解，作为有理性的高级物种，无论是众多思想家提供的理论依据，还是历史提供的的经验教训，都已经汗牛充栋，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