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齐邦媛先生将书名定为《巨流河》，这当然是大有深意的。她在书的前言中说：“巨流河，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被称为辽宁百姓的‘母亲河’”。“这条河古代称句骊河，现在称辽河，清代称巨流河。”又说：“本书的记述，从长城外的‘巨流河’开始，到台湾南端恒春的‘哑口海’结束…..。”联系上面齐先生认为的郭军“回师”困于巨流河对后来东北和中国带来的巨大影响，巨流河可以理解为全书灵魂的象征。但问题是，巨流河就是辽宁的母亲河辽河吗？其实这是值得商榷的。按百度百科词条：辽河“汉代以前称句骊河，汉代称大辽河，五代以后称辽河。”而巨流河另有其河。巨流河是辽宁境内浑河的二级支流，即浑河支流富尔江的支流。当然，作为象征，巨流河是不是辽河对书的意义并不重要。本文重点谈一下郭松龄“回师”反奉事件的缘起始末。

毫无疑问，郭松龄“回师”反奉是奉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近代东北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辛亥革命以来、直奉战争之后、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波及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次战乱。这次战乱几乎推翻了张作霖奉系对东北的统治，使社会各界普遍受到震动。此事件也可以说是直奉战争的变形发展，并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北方政治军事格局，事件平定后张作霖乘势联直（系）驱冯（玉祥），掌控了北京政府，使奉系势力和张作霖本人的权力达到了历史巅峰，但由于事后没有满足日本的要求，也种下了皇姑屯事件的恶性种子。

郭松龄作为奉系的后起之秀和重要将领，为奉军的改革和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深得张氏父子的信任特别是张学良的推崇和厚爱。张学良曾说：“我就是茂宸（郭松龄字茂宸。下同），茂宸就是我”。可见两人的友情和张学良对其无保留的信任。而郭最终却走上反奉之路，个中原因比较复杂：包括政见、派系、权力之争、个人志向和郭的品格及性格缺陷都起了作用。但从郭和张氏父子特别是与张学良多年来结成的深厚情谊看，无论郭松龄所举的旗帜多么“公义”，此举大为违背人情和常理，乖悖私德，辜负了张氏父子多年的厚遇特别是张学良对他的一片至情。行为令人瞠目！这恐怕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据时人有关回忆及综合历史资讯看，郭松龄所以走上反奉之路，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郭在奉系将领中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不但很有治军才能，也有独特的政治主张和大的政治抱负，见识先进，看不惯军阀混战追求私利那一套，主张东北自治，革新政治，保卫国土，不参与内战。对积极怂恿张作霖入关扩张的杨宇霆等人的做法很不满。通过倒奉意图按自己的政治主张改造东北，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第二，郭认为自己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贡献很大，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得到重赏的反而是杨宇霆等（杨宇霆等人被分别授予江苏、安徽等地的督军），感到很不公平。

张作霖对此的解释是：“将来我的位子就是小六子（张学良乳名小六子）的，小六子掌了大权，你郭松龄还怕没有位子吗？”因张作霖深知郭松龄与张学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他身后东北就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天下。第三，郭松龄和杨宇霆等人长期不和，对张作霖听信重用杨宇霆等早蓄怨恨。及至杨宇霆等先是得到督军职位后又失去所督之地，怨恨便进一步加剧。第四，张学良视郭松龄为一体，因此对郭极为放手，事无巨细都交给郭做，甚至发现郭有异志也未采取任何措施，造成郭的自我坐大。而郭在张氏父子信重下掌握了奉军最精锐的部队，于是郭从容以此作为反奉资本。

郭松龄反奉的诱因是他代表奉军去日本观操期间获知张作霖拟以“落实二十一条”为条件欲与日方订约由日方供给军火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之谋，激起郭的义愤，遂起联冯反奉之意。时为1925年10月。当月24日，郭松龄应张作霖电召回到奉天（今沈阳。下同），随后被派到天津去部署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郭到天津后，代表张学良组织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他紧紧抓住这一时机，安置亲信，与冯玉祥频繁联系，为武装反奉作准备。1925年 11月13日，张学良在天津召集郭松龄、李景林等将领开会，传达向国民军进攻的密令。郭在会上公然抗命，痛切陈述不可再战。此时，张作霖察觉出郭有异心，遂发急电令郭调所部集中滦州，回奉天听候命令。郭立即派人携带一份密约去包头与冯玉祥接洽，议定由冯玉祥据西北，直隶、热河归李景林，郭松龄管辖东三省，冯、李共同支持郭军反奉。

1925年11月19日晚，郭松龄在天津国民饭店秘密召集亲信旅长刘伟、范浦江、霁云、刘振东等人举行紧急会议，公开表示对张作霖、杨宇霆所作所为的不满。次日郭松龄以军团长张学良的名义下令部队撤退到滦州。11月21日，郭在滦州车站召开军事会议，约有百人参加，郭的夫人韩淑秀亦出席会议。郭痛陈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拿出拟好的两个方案请大家选择签名，表面说何去何从各遂己愿，实际上已有布置。在这样心知肚明的沉重气氛下，大多数与会将领在第一个反奉方案上签了字。但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第十师师长齐恩铭、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等三十多人或犹豫不决，或表示了反对。郭松龄便将这些人逮捕押往天津李景林处关押起来。这显然是挟持起事的手段。

当日晚，郭松龄发出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提出三大主张：一是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二是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三是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郭松龄将所部整编为5个军，郭亲任总司令，原炮兵司令邹作华为参谋长，刘伟、霁云、魏益三、范浦江、刘振东任军长。就在郭松龄起军前夕，为人轻财重义、忠诚豪爽的奉军将领姜登选从南方归来乘车赴奉天，途经滦州车站，欲与郭松龄面谈，进城后被郭扣押。郭松龄力劝姜登选合作反奉，遭姜登选坚拒并历数郭松龄叛上谋友之罪，郭遂下令将其处死。11月23日，郭松龄率七万大军浩浩荡荡向奉天进发。

郭松龄反对打内战，这从公义来说无可厚非。当时的他，避免个人卷入打内战其实可以有多种选择：第一，他可以当面劝阻张作霖不要打内战，10月24日张作霖在奉天召见他时就是一个很好的当面陈情的机会，但没有历史事实表明他曾这样做。第二，假如劝阻不成，他完全可以请辞。但他显然没有这样做，而是乖乖地表面接受命令转赴天津去布置。第三，他还可以转投别的地方，君子所谓合则留，不合则走。当时他是完全有这个条件的，但他显然没有这个打算。如果这三个选择他做了其中的一个，那在别人看来他光明正大，为人磊落，是一个真丈夫；于自己而言也不受良心的谴责。但这三个选择他一个都没有做，而是选择了令人侧目的反奉内战——挟持一部分奉军打另一部分奉军。这既与他不愿打内战的初衷背离，又要承担背本叛变的道德责难。这还不算，他还为此扣押了一批同僚，杀害了一个同僚。这在道义上已经付出了多重的代价。如果人们还以为郭松龄付出这么沉重的道德代价仅仅是为了反对内战，那就有点太可笑了！

郭松龄突然倒戈让张作霖如闻惊雷。待他弄清真相后，一面指使杨宇霆辞职退隐大连，以去郭松龄起兵口实，一面派张学良直接与郭疏通。张学良急赴秦皇岛，通过日人顾问仪峨与在滦州郭松龄身边的日医守田福松电话联系，要求与郭面谈，遭郭婉拒。张学良又写了一封亲笔信转呈郭松龄，信曰：“茂宸兄钧鉴：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唯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乃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绝无危险……学良顿首”。语极恳切！但信发出后没有回音。张学良又委仪峨与守田福松接触，希望郭松龄先行停止军事行动，有什么要求尽可以磋商。这次郭松龄回复，提出停战条件：（1）山东归岳维竣；（2）直隶归冯玉祥；（3）热河归李景林；（4）郭回奉执政，统掌东北。至此，郭松龄反奉目的已然明朗，他要独自掌控东三省。

于是张学良不再对其抱有幻想。他派飞机在郭军上空投撒传单，揭露郭松龄盗用自己名义倒戈反奉，谴责其忘恩负义。1925年11月28日，郭军攻占山海关。遂将部队更名为“东北国民军”，官兵一律佩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绿色标志。不再盗用张学良的名义，郭松龄自己以东北国民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全国。张作霖也在11月30日正式发布讨伐令，命令张作相、张学良在连山一带迎战。 

郭军原计划攻取锦州，然后夺取奉天。不料李景林突然背盟，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开战，并扣押郭军在天津存放的钱款和6万套冬装，使郭军的给养发生困难，并威胁郭军的后路。为防备李景林从背后偷袭，郭松龄命令魏益三的第五军回守山海关，同时请求冯玉祥派兵援助，但冯玉祥迟迟按兵不动。1925年12月2日，辽西遭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风雪。郭军利用大风雪的掩护，从结冰的海上进行偷袭，迅速突破连山防线，并于12月5日清早夺取连山。接着，郭军马不停蹄，对锦州发动进攻。奉军只有一小部分进行了抵抗，大部分一触即溃。12月7日黎明，郭军攻占锦州。当锦州失守的消息传到奉天后，张作霖大为失态，当即命令收拾细软财物进行转移，以27辆汽车往返输送家私于南满货栈。然后令副官购入一批汽油及引火木柴等，布满楼房前后，准备逃跑时付之一炬。并宣言下野、向郭松龄移交东三省政权云云。

郭军攻占锦州后，郭松龄率大军向奉天进发，恰在这时，冯玉祥却突然进攻李景林，夺取了热河，并占领了天津作出海口。郭松龄陷入了无后方孤军奋战的境地。日本人也乘危出手。先是在郭松龄起兵之初，日本明里打着“严守中立”、“不干涉”的幌子，背地却与郭松龄接触，企图乘机取得过去没有得到的利益，但遭到郭松龄拒绝。日人便转而与张作霖接触，提出增筑吉会等7条铁路、获得商租权等侵害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当此危急时刻，张作霖同意了日人的要求，日奉双方订立了反郭密约（但战事结束后，张作霖对日本人所作的承诺全部反悔，作为补偿，他亲自携带私款500万现大洋酬谢日方有关人员。张日后被炸身亡，和这个没有兑现的反郭密约应有直接关系）。

接着大凌河铁桥及沟帮子铁路给水塔被奉军炸毁，不能通行火车，郭松龄被迫改变策略，以主力徒步向奉天进发。另派一旅袭取营口，抄东路侧击奉天。1925年12月13日，郭军前锋抵达沟帮子，右路军马忠诚旅抵达营口对岸。12月14日，郭松龄发表《痛告东三省父老书》，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发布自己治奉的十大方针。时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秘密委派大石桥守备队长安河与郭接触，再次拉拢，依然遭到郭松龄的拒绝。于是日人开始对郭军的进攻进行干预。日本守备队奉白川司令官的命令对渡过辽河开往营口市区的马忠诚旅进行强硬阻挠，迟滞了郭军原定12月14日对奉军发起总攻的时间。12月15日，白川司令官将大石桥、辽阳、奉天、抚顺、铁岭、开原、长春等14个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划为禁止武装部队进入区域，禁止郭军通过。随后又借“护桥”、“换防”的名义，从日本国内和朝鲜紧急调入两个师团，分驻马三家、塔湾、皇姑屯一带，拱卫奉天。

日人的干涉使张作霖有了喘息之机。他迅速将剩余部队进行整编，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并在辽河东岸布防。张作霖此时在前线的兵力约有六、七万人，而且有优势的骑兵。炮兵使用的多数是由奉天兵工厂运来的新炮和日本重炮。并由日人亲自指挥和操纵这些炮队，弹药也由日本人提供。由于日军的干涉，郭军原计划南北夹击奉天的计划不能实施，只得在辽河一线正面与奉军作战。

20日，郭军夺取辽河西岸军事重地新民。22日，受寒冷、缺粮、缺弹药困扰的郭松龄不待主力集中便发出总攻击命令。郭军对兴隆店奉军司令部已形成包围之势，但终因刘文清旅弹药供应不上转胜为败。接着，吴俊升率黑龙江骑兵杀到，炸毁了郭军在白旗堡的弹药库。郭军遭此严重打击，士气低落。士兵中流传：“吃张家，穿张家，跟着郭鬼子（鬼子是郭的绰号）造反真是冤家”。张学良乘势加紧策反工作，亲自给郭军军官打电话，讲明形势，表示既往不咎，致使郭军全线震动。已离心的郭军参谋长邹作华通过日本驻新民领事分馆与张学良通了电话，表示不再为郭松龄作战。23日夜，郭松龄召开军事会议商议对策，将领们的态度不一。邹作华、高纪毅等将领极力主张“停战议和”，而霁云、刘伟、范浦江等人积极主战。在此情况下，郭松龄仍决定和奉军决一死战。

24日拂晓，郭松龄“亲立阵头督师”。张学良用飞机撒下“老张家人不打老张家”的传单，极大地涣散了郭的军心，士兵开始纷纷投诚。又给郭致命一击的是参谋长邹作华突然将所部炮兵旅撤回，并停止前线子弹供应。郭军大溃。郭松龄见大势已去，于当日携夫人韩淑秀及幕僚数人以及200多名卫队出走。邹作华见郭松龄已走，下令各军停止进攻，发急电给张作霖，报告郭出走情形。同时又给张学良打电话报告：“茂宸已出走，部下已放下武器。现在已控制一切，请军团长放心。”至此，郭松龄反奉历经一个多月以失败告终。出走的郭松龄夫妇后被俘后即被枪杀。据说张作霖唯恐张学良再回护郭松龄，遂下令就地正法。

郭松龄反奉事件平息后，当年沈阳《盛京时报》有署名铁生的一段话：“郭公为改造东三省之伟人，为民请命，奋不顾身，今不幸罹于死难，凡我同胞，同深悼惜。今敬撰挽联一副，以哭当歌。上联云：‘死者不复生，唯有前仆后继，偿我公未了志愿’；下联是：‘忍者夫已逝，行将众叛亲离，尽他日依样葫芦’”。另有署名“农民”登在《盛京时报》的一副对联：“论权、论势、论名、论利，老张家哪点负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尔夫妻占得完全。”可以说，这代表了两种从不同角度对郭松龄反奉及其为人的评价声音。

笔者以为：张氏父子在东北经营多年，根基稳固，且多有治绩，颇得民意军心，不是那么能够轻易撼动的。张学良虽然有一些纨绔毛病，但为人极为光明坦诚，尚友情重义气，政见主张和郭松龄亦多相似之处，而关系上两人又如此亲密无间，按正常情况走下去在老帅身后张郭相为表里必能有一番大的作为，郭的政治理念、雄心才智不难施展。郭松龄舍此正路不走，不忍一时小愤，居心叵测，欲图侥幸而要独占东北，表面看“回师”有名，实则难脱意气野心驱使，难逃背本叛主之嫌，触犯做人大忌，背离宣言初衷，事未起而道德尽丧，为天理人情难容。于是先有李、冯背盟；后有战局遇挫，便部将离心，军兵瓦散，夫妇弃军奔逃，“身死东城而不自悟”。为天下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