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陈冲在《猫鱼》里写过一段童年记忆：家里有位“常客”，母亲的领导，总在昏暗房间里与母亲同坐，忽然会把她按在膝头，搂着抚摸，贴耳说“长大要跟我儿子结婚”。小女孩本能地僵硬忍受，等着母亲喊她“去做作业”。 

这段文字揭示了很多中国女童成长的创伤，“叔叔”披着长辈的温情外衣，施害者是母亲依赖的“领导”，在这种场景下，受害者连呼救都找不到出口。

连陈冲的母亲，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更不要说年幼的她了。 

我们看下陈冲这段描述： 

那以后的几年里家里有一位常客。我下课回家，就看见他坐在父母的床沿上，床沿铺着花毛巾，母亲矜持地坐在另一端。这间屋本来有一个阳台和两扇宽敞的钢框玻璃门窗，但是阳台被封起来给哥哥用了，房间里面就变得很暗。他们坐在暧昧的光线里不说什么话，一坐就是个把小时。有几次我进屋，他就一把抓住我，把我按在他的膝盖上，紧紧地搂着我抚摸我的身体，贴着我的耳朵说，长大了一定要跟他儿子结婚。我虽然还小，但是本能地懂得他的触摸是猥亵的。我僵硬地坐在他的膝盖上忍受着，等着母亲说，妹妹去做作业吧；或者，妹妹去晒台收一下衣服。有时候这位叔叔的儿子也跟着来我家，母亲总是让哥哥教他画画。我们都知道，叔叔是母亲的领导，是可以保护她的。

《猫鱼》插图 

X侵害更多是权力的降维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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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笔下的“叔叔”，是典型的“权力食利者”。他是母亲的职场庇护者，是家庭空间的闯入者，更是用“长辈”身份包装的掠夺者。 

这种怪叔叔式的猥亵，在东亚文化里太常见了——小区里总摸女孩屁股的退休干部，亲戚中借着酒劲搂抱侄女的姑父，职场里以“指导工作”为名触碰下属的领导…… 

他们的共性是什么？是自认“不会被追究”的安全感，是被侵害者“家丑不可外扬”的顾虑，更是整个社会对“权力-服从”关系的习以为常。  

这类老登之所以普遍，是因为权力结构的隐蔽性。 

他不是地铁上拿着手机的屌丝男，而是你妈妈的“贵人”；他不会在黑暗小巷动手，却在你家铺着花毛巾的床沿得手。 

施害者与受害者存在天然的地位差，职场上下级、亲戚长晚辈、甚至“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受害者的反抗成本便被无限抬高。

陈冲在母亲的“保护”下被猥亵的故事，是多少女孩的成长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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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的故事中，施害者是男性，但核心是“领导”身份；若换成一个有同等权力的女性领导，同样的猥亵同样会发生。

性侵的本质不是“雄性动物发情”，而是“强者对弱者的支配欲”。   

那些热衷暴打屌丝男的性别叙事，为什么出错的概率那么大？因为它代表了另一种偏见，把复杂的权力关系简化为X别对立，掩盖了真正的施暴者，比如拥有资源的男性领导、掌控话语权的家族长辈，反而让很多无辜的普通男性成了替罪羊。

《猫鱼》插图

陈冲的“叔叔”若是个无权无势的男性，连靠近她母亲的资格都没有，更遑论伸手触碰她。性别也许曾经是，但现在早已不是权力的根源。

真正该警惕的是“领导”“长辈”“权威”这些权力符号，它们才是猥亵的保护伞乃至实施者。但你看，小仙女们打过几个真正笼罩在权力光环下的施害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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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的经历发生在怎样的社会语境中？ 

那是熟人社会的紧密网络，在职场与家庭的模糊边界下，权力流动也有着封闭循环的属性。社会普遍的道德高调，但有权者仍可以为所欲为。 

今天我们讨论“性关系中的欺压”，也需要回到社会开放度这个原点：在权力分散、信息透明的开放社会，施害者很难躲在“叔叔”“领导”的壳里；越是封闭式社会，权力施害越是横行。  

当下愈演愈烈的X别对立，是在用新的封闭替代旧的封闭。男女被简化为“对立阵营”，几乎所有矛盾都归结为“性别战争”，我们反而失去了对具体权力结构的审视能力。

就像陈冲的“叔叔”，若我们只骂“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便永远看不清他背后“领导”身份的毒性；若我们只呼吁“女性要强硬”，便忽视了母亲“矜持地坐在另一端”的无力。那是职场生存对个体的绑架，是弱势者对强者的妥协。 

陈冲的回忆不是猎奇故事，它讲述了一个道理：制造性别对立，或许的确可以减少一部分性骚扰，但它构建的新型封闭社会中，那些握有权力的施害者却会增加。 

真正的进步，是不断增加社会的开放性，同时拆解每一个怪叔叔和怪阿姨背后的权力堡垒。

越是封闭的社会，越有利于权力的獠牙，那些猥亵陈冲的怪叔叔们，会在权力的盔甲下笑出声来；保持开放性，那些藏在床沿花毛巾下的猥亵，才更可能能见光而死。 

作者：章云苏，媒体人，专栏作家。一个爱看理工书籍的文科生。